追踪夏任凡——沈阳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追踪夏任凡
——沈阳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艾丰
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企业家，仍面对着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夹缝。
1986年夏天，我在《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中，报道了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夏任凡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免职。几个月后，在上级党组织的干预下，夏任凡易地复职，当了沈阳市长途客运汽车公司经理。但如何评价他的素质，当时仍属“尚未结束的争议”。此次“追踪”，目光自然集中在这个方面。
上次采访中，见到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谈话，曾把夏任凡勾勒成一个“私心很重”又很“狂妄”的角色；猝不及防的脏水，曾泼得这个年轻汉子发烧到40℃……
1986年10月，上级决定给夏任凡复职。市委几位领导同志与他作党员之间的亲切交谈。本可倾吐一肚子委屈的小夏，却表了这样的态：“给我机会！离开企业，我象鱼离开水。哪个企业落后，难搞，派我去！”
这样的去处很快找到了：沈阳市长途客运汽车公司，十年来已有五任经理从这里降职调走。有人宁可“提前离休”、“开除党籍”，不愿去坐这个经理宝座。
去，还是不去？夏任凡周围的亲朋好友几乎一致反对：“这是陷阱！”“你电车公司的罪没受够！”“这次失败，就一生难以翻身了！”
几天考虑之后，夏任凡“力排众议”，于11月11日，正式走马上任去了。
到长客，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实质性数字是：未来的1987年，公司至少亏损45万元！
一年多后，记录在案的数字是：到8月份，公司已完成全年利润承包指标80万元；到年底，共实现利润120万元。
“夏任凡确实是个人才。”这次采访，上上下下，更多地是听到这样的话。
实践帮人们正确认识夏任凡的“狂”劲。在我面前他也数次愤愤不平，口出“狂言”：“电车公司要用我，不仅不会亏损，还会再盈利几百万！”“狂言”有时还涉及更大范围，这可能是他得罪人的原因之一。他缺少逃避风险的“谦虚”，对领导不“唯唯诺诺”。在这点上，夏任凡更近于那种内容不错，但包装粗糙的商品，不管是因为他涉世未深来不及“包装”，还是压根儿不想讲究“包装”，“简装”，对中国似乎更加需要些。
夏任凡有个贬多于褒的外号：“夏大白活”。 整夏任凡时，就有这样的指责：好吹牛，对电车公司职工讲话，说“将来我们的工作服要比‘空中小姐’的还漂亮”。
此次“追踪”，获得他几次演说的片断：
就职演说。1 986年11月。公司领导班子见面会上。
“新官上任三把火，充其量是中等水平。本人不烧火，效果要随着办法贯彻自然显露出来。我希望团结。防止狗咬狗一嘴毛。咬胜的一嘴毛，咬败的一身伤。愿意合作的，我一律留任……”
大会亮相。1 987年2月。全公司“整纪刹风”大会，公开处理严重违纪职工17名。上千人礼堂涨满。
“我总结长客有十难…… 这难那难怎么治？唯一的办法是改革！这次整顿纪律刹歪风，就是为改革创造条件。一抓整纪，有人给我打电话：‘小心脑袋，我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对不起，我见惯了。还有人写匿名信，要捅人。哈哈，我在这里告诉他：我肚皮厚，你要准备1尺2的刀子！…… ”
30分钟，6个问题，没有讲稿，多次被掌声打断。
工作会议。1987年3月，全体干部会，租赁方案公布之后，公司党委书记讲话提到“有人认为我们办法有点四不象”。此时夏任凡即席发言：
“书记的提醒很重要。外界可能议论我们的办法‘四不象’，我看，确实‘四不象’：不象外国的，不象中国传统的，不象外单位的，也不象本公司过去的。‘四不象’很好！我们就是要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道路来！”全场活跃。书记也肯定了夏的解释。
在口才问题上，人们往往使用互相矛盾的两种标准：多年听惯领导者的照本宣科之后，突然听到妙趣横生的言词，兴奋之余，总还留下“夸夸其谈”的阴影。夏任凡是极力提倡现代企业家必须有演说才能的，他也为此而吃亏。幽默，虽然是“游刃有余”的艺术流露，有时也会因此而失去“文件式”的准确。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是他优点的延长。
夏任凡还有个别称——“夏大胆”。用东北话说，“他什么都敢‘造’”。就是那些宽容的人，也把它作为“不稳当”、“不可靠”的代名词。
经历痛苦的沉浮之后，夏任凡的胆子是否小了点？“追踪”后的印象是：秉性难移。
有人说，“能管好长客，当市长没问题。”言其难也。夏任凡敢于签订承包责任状，不可谓不大胆。
长途客运，线多路远，单车运营，“票兜子离售票员衣兜子太近”。根据这种情况，夏任凡决定实行租赁。“我要把长客每台车，都变成国营的‘个体户’。”他大胆预言：租赁推开后，5月6月有起色，7月8月赢利将超过20万元。许多人不信，历史最高记录月利润未超过19万元，何况现在面对“个体车”的严重挑战！执行结果：7月20万元，8月28万元。人们服了。
司乘合一，是多年老办法。夏任凡认为这样构成的“细胞”不符合自我约束机制的要求。他大胆提出司乘分开。司机归车队管，以利润计酬；票务员归车站管，按收入计酬，贪污票款等于“贪污”自己的收入。此项措施，尚有争议。但贪污票款大为减少，已属公认。
他的大胆决策还有许多。开始不少人为他捏把汗，现在人们则说“夏任凡管长客，犹如庞统作知县”了。其实，夏任凡决非“傻大胆”。为处理某个队长，他在家踱步3天。这位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仍经常浏览各种书刊。十三大前，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了“三剥离”的观点：企业要搞活，一是从党委一元化领导中“剥离”出来；一是从政府行政干预中“剥离”出来；一是从传统旧模式中“剥离”出来。讲“剥离”，而且对着“领导”，确实胆子不小。但这是改革的胆识。
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家的素质？是用传统的“官员”形象来“框”他们，还是允许他们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即使这种形象开始并不完整？
“追踪”期间，记者同沈阳市委几位领导同志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有宝贵收获。
既然承认“生产力标准”是个中心问题，那么企业家素质的基础，是否应该是经营管理才能？对领导者说，是“谁能把企业搞好，赚钱，我就支持谁干”，还是“只要你听我的话，赔了钱我给你补”？
既然承认改革是推动我国各项工作的动力，那么衡量一个企业家，是否应把改革意识如何放在首位？
十分清楚，适应竞争的企业家的素质，不仅为旧的经济体制所不容，而且与权力过分集中的旧的政治体制相矛盾。
是时候了，由承包经营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推行而必然引申出来的“上层”有关政治体制改革！
吹散旧观念的阴霾，扒开旧体制的僵土，让万千企业家幼苗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形成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