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的“造血”大军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东乡的“造血”大军
本报记者　向兵
布在6条海拔1800—2600米山梁上的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土地大多晾在山顶，挂在崖边。而每平方公里这样的土地却要养活139人。多的是人，少的是地，于是便有了“半年庄稼半年跑”的传统。提起东乡人，老辈们便会想到那些风餐露宿的“羊贩子”、帮人割麦的“麦客子”、出门擀毡的“毛毛匠”、肩挑簸箕等小农具走乡串户的“担子客”。这些年，东乡人又跳出了黄土地，走出家乡，在四面八方的广阔蓝天下，施展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显示他们精明聪慧的才干。东乡，这个穷苦之乡长期贫血的脸庞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红润。
从县城出发，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后，记者来到了乔鲁村。大树岭上的乔鲁村，曾是全县最穷的地方。这里“山高和尚头，沟深无水流”，尽管人均占地2亩，却是“十年有九旱，十种九不收。”直到70年代末，这儿的年人均口粮才百十来斤，长期靠国家的返销粮和救济款过日子。同行的县乡镇企业局长，当年曾在乡上的粮站工作过。他告诉记者，当年乔鲁村人连返销粮也买不起，因为一个工日仅值一张8分钱的邮票。因此农民们只好拿救济款买下一些返销粮高价出售后，再来买指标上剩下的部分自己吃。
我们来到村里，随便跨进路边的一个小院。看到的是，一溜磁砖贴面，雕花廊柱，门窗锃亮的一套厢房，一套正房，和一个陈放着杂物及一辆摩托车的土坯房组成的院落。被村里人叫作马尕索的主妇，羞怯地接待了我们。“掌柜的淘金去了。”她告诉记者，她丈夫是前年才跟着村上人出去的，一直在祁连山下转着淘金子。就这么几年下来，他不仅还清了因治脚上的骨髓炎欠下的两千元债，还用五千元盖下了这个小院。在小院旁边马尕索家那眼破败的窑洞前，村主任马牙赫告诉记者，近几年村上80％的人家从住过几代人的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房。由于村子里124户人家每户都至少有一人在外干劳务，全村人均收入去年已达到了472元。这个数目虽不惊人，它可是1978年的10倍。
在东乡采访期间，我们几乎处处碰着人们议劳务。艰难的环境，造就了东乡人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东乡县的劳务输出也就是从别人不愿干的修马路、挖地基等苦活发轫的。唐汪乡的唐国俊就是最早出去的“苦力”中的一个。1979年，他先是在兰州一些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然后承包了一个小商店的土建工程，从家乡带出70来人，组成施工队，夜以继日，含辛茹苦，终于攒下一笔钱，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拥有机械设备和技术员的工程队。他们辗转在兰州、天水等地承揽楼房、公路、桥梁等工程，到1985年已经完成240万元的产值，收入70万元。如今东乡县已有这样的工程队100多个，从业人员近1万。唐国俊等先行者的行为，启发县领导看到了变劳力优势为经济优势，将劳务输出作为脱贫致富的启动性产业的前景。于是建立起专门班子，出外联系，疏通渠道，培训技术人员，组织劳务输出。到今年，全县走出家乡的劳力已有3万人。他们活跃在祁连山下，出没于兰新线上，仅去年一年就为20万人口的家乡，送回了1250万元的收入。
家乡有钱了，农业投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上来了。去年全县人均占有粮食230公斤，1.5倍于1978年。乡镇企业也来到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东乡土地上。唐汪乡汪家村唐国俊利用承包建筑工程积累的资金，办起了东乡第一家食品罐头厂，年加工水果300吨；唐家村的唐国华靠贩茶叶、贩牲畜起家，办起了年产值25万元的第一家皮革加工厂。果园乡的皮革加工联合企业，唐汪乡的建材厂、粮油加工厂、木器厂等都是外出劳力回来兴办的。
这支走南闯北的大军给贫穷的东乡带回了财富，也给落后的东乡带回了文明。
记者在唐汪乡看到一座2100平方米的3层教学楼正在原来的乡小学旁拔地而起。这个全县中小学中最好的教学楼，是由几个在外承包建筑工程的农民捐资20万兴建的。这个乡的张家小学，大树乡的光达小学也是劳务输出者出资建起来的。郭泥沟村明乃太的话，也许能对这种办学的热情作一注解：“没文化在外跑买卖、住旅馆、发电报、上厕所都得求人，不懂普通话，生意都没法谈。”他的三儿子今年成了他们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学子。
东乡族是个好客的民族，可妇女却是不能见客人的。一幅黑缎盖头遮住了东乡妇女的脸庞，也挡住了她们与外界的交往。采访期间，记者尽管时不时为受到款待而不能向在灶房忙碌的主妇道谢而抱憾。但毕竟已看到有700多东乡妇女开门启户，走上街头，走出家乡，办商店，开饭馆，摆起缝纫摊，成了东乡的第一代“女老板”。
东乡，如果把国家长期的救济、补贴看作是“输血”的话，那么，现在自己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造血”大军。（附图片）
东乡族自治县的工业在解放初是空白，现在建起了农机厂、面粉厂和地毯厂。县地毯厂的产品不仅销往西藏等地，还出口国外，图为地毯厂工人在工作。　刘　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