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民致鲁彦周· 我们需要对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张天民致鲁彦周·
我们需要对话彦周兄：
顷读华翰（见198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感触良深。久已不问影事，本无唠叨资格，但沉默有负于你的至诚，于是也想说几句。
随着《黄土地》、《野山》、《黑炮事件》以及最近轰动东瀛之《老井》等片的出现，中国电影地平线上显示出一片新的景观。这现象引起国内外的普遍注意。最近访问日本，接触到的电影剧作家和普通观众都把这现象作为议论的话题之一。这些影片引起评论界沸沸扬扬的一番评论，产生出一批大块文章，自然也引起我心灵上的震颤。感触之一就是此辈非我辈可比，出手不凡，文思奔放，自由驰骋。他们创作的巅峰期与我们这个改革和开放时代相吻合，我羡慕这一批艺术家的运气。
正如你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好处是受传统的教育较多，缺点也是受传统的教育太多。每当看一部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我就象受了一次电针灸，神经末梢都随之兴奋起来。我也曾想过奋起直追，写一部全新的作品，但实践证明不行，从选材到构思怎么也离不开那“传统”。束缚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自我不能解脱。这痛苦与艰难我比之于蝉蜕。大概你我已是金秋之蝉，过了生长期，旧壳怎么也蜕不掉了？然而我们能就此囿于旧壳之中吗？不，不能。托尔斯泰的《复活》诞生于他的古稀之年。还有苏联的电影剧作家格布里洛维奇，年轻时我们就看过他的作品，现在他已七十多岁，我们竟然还看到他的《奇怪的女人》这类新作。真奇怪，此翁的精神世界似永不衰老。我们才五十岁多点，再搏一番，尚有时日。
冷静思之，我们的出路在于发挥优势，切莫作效颦东施。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各有各的劣势与优势，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就赖于各种优势的发挥。有少数人鄙薄所谓“谢晋模式”，又谁知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人人能“模式”得来的。艺术评论不应该扬此抑彼或打此捧彼，各人有自己的艺术天地，何必非叫我放下自己的地不种去耕种别人的田不可呢？
说实话，我总觉得我们缺乏振聋发聩的大作品。究其原因我以为是电影剧作家有不同程度的脱离生活倾向。我认为深入生活是你所说的“传统教育”内容之一。过去我们很强调这一点，在指导思想上与实践上都有强调过分之处，由于这种过分我们现在不大敢说了，即使说也是吞吞吐吐，面有赧色，怕人家叫号：把你那深入生活的成果拿出来看看吧。确实，亦步亦趋地表现现实生活的确使我们的作品成了政治图解，很少艺术生命力。但是，难道远离时代生活是值得提倡的吗？就是出路吗？我不相信。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制定了符合这个理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深信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不会再出现大的偏差和曲折，而社会生活会发生越来越大的深刻变化，这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家注目的焦点。
最近两年来我罢笔而去搞实际工作，这时候我才感受到改革和开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从旁观察的艺术家眼中所见的那个样子，实际上要艰难得多，困难得多，因此我对现有的一些作品不满意了。我认为有些艺术家在隔靴搔痒，更何谈震撼人心？我真担心我们的艺术家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如果那样，群众会比现在更加冷落我们。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要防止思想和艺术追求的老化。而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接触可以防止此病的发生，与年轻一代艺术家接触可以防止艺术观念上的老化。团结和与人为善，可以说是电影剧作界的长处，在我们之间文人相轻的现象是不严重的。但是有点了解不够，缺少沟通，我们几乎都是各自为战。基于这种现象，我赞同你的主张，我们同行也需要对话。不但不同艺术观点的老中青三代剧作家同行之间需要对话，剧作家同导演、演员，剧作家同政治家、企业家、普通观众都需要对话。对话对消除壁垒、成见与隔阂，都有好处。但这对话需要在有准备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进行。海阔天空、言不及义的清谈恐怕不会有收效。这样看来，今年办不成了，明年可否组织几次？这需要我们电影界领导进行组织工作，也需要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电影剧作界要看到埋伏着危机。电影导演新人辈出，成绩引人注目，已为世界影界所承认。而剧作界的新人却寥若晨星，更少见大手笔。该怎么办？恐怕不是我们几个人呐喊一声能解决的问题。因素很多，不被重视乃是其中之一。一亿多人口的日本，有名的电影剧作家二百余位；十亿人口的我们，拍过两部以上影片的电影剧作家也是这个数目，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小说与电影两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则走的人居多，何其堪忧！更希望引起电影行政、教育部门的注意。专此布复，顺致
冬祺
天民　198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