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猪肉限量供应评析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大城市猪肉限量供应评析
本报记者 何加正
12月1日，北京市继一些大中城市之后宣布猪肉凭证供应，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反响。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人民曾和“票证”结下不解之缘。改革使我们和大多票证一一告别。今天，重新拿起猪肉票证的时候，人们心头不由得一阵紧张：是不是昔日的岁月又要重来了？
但在阵阵不安之后，人们看到，今日的市场并没有出现开始想象的那样紧张气氛。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天的猪肉凭证供应已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
让我们作一点简要的回顾和对比吧。
有关部门向我们提供了如下一连串的数字：1 978年之前几年，我国生猪收购量（一定程度体现了商品量）一直是在1亿头左右徘徊。
1979年改革的春雷惊动了农村大地，生猪生产出现了第一次跳跃：收购量达到1.35亿头。1980 年达到1.4亿多头。此后几年就在这个新水平上波动。
1985 年，生猪购销放开，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生猪收购量又出现了一次跳跃，上升到1.6亿多头的新台阶，1986年达1.7亿多头。今年有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这是在这个新台阶上产生的波动。
再从生猪出栏和人均猪肉占有量看：1980年全国出栏生猪1.98亿多头，1985年出栏2.38亿头，1986年已达2.59亿多头。1980年人均占有猪肉11.6公斤，1985年是15.9公斤，1986年已达17.1公斤。今年各项数字可能有所下降，但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下降不会太大。
可见，今天的生猪市场波动是在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产生的，和过去相比，已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这就是今日市场为什么没有出现紧张气氛的根本原因。
再让我们从数字回到现实，去市场看看。过去猪肉紧张的时候，鸡、鱼、禽、蛋样样短缺。今天呢？自由市场、农贸市场上猪肉、牛羊肉、鸡、鱼、蛋随处可见。人们的生活急需，随时可以解决。
这同昔日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今天的猪肉凭证供应和过去的凭证供应也有性质上的不同。过去是对有限物资进行最低限度的分配。今天，一些大中城市市民吃肉普遍由国家补贴，敞开吃肉也就意味着敞开补贴；吃得愈多，受补愈多。这样敞开吃，国家怎能负担得起呢？限量凭证，作为权宜之计，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市场；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缓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利益矛盾冲突，更好地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实行在保证基本需要以后，谁多吃肉谁多掏钱的新办法。
以上说明，今天虽然猪肉重新凭证供应了，但却不是历史的重演。前后两种票证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当然，对于猪肉生产有所下降、供应不足等问题，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从中暴露的生产、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一系列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需要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对策。但这毕竟是改革遇到了新问题，决不能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归罪于改革，决不能认为是改革失败了的结果。
比如，农民不愿养猪，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价格太低，养猪不合算。有关部门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前一段我国猪粮比价是1∶3.7，即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大约相当于4公斤粮食。国际上的比价是1∶8。这种不合理的比价显然要制约农民的养猪热情。这就需要把生猪价格和价值调整到适当的程度，进一步激起生产者的热情。可是我国亿万人民已长期习于低工资、低物价，消费心理一时接受不了价格变动。统统用财政补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国家也承受不了。这就出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两难”。目前生猪市场波动一定程度上和改革遇到了新问题有关，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改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