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中的思索——王酩谈通俗音乐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大潮中的思索
——王酩谈通俗音乐
陈原
王酩是人们熟悉的一位作曲家，从他的笔下流淌出的许多歌曲，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知音》、《春天的钟》等，已传入千家万户。最近，他作为德累斯顿第十六届国际流行歌曲大奖赛评委会委员赴民主德国评判比赛。回国后，又赴郑州出席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在会上，他就目前通俗音乐的状况，向记者发了一通感慨之辞。
记者：在参加德累斯顿第十六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后，您有些什么感触？
王：我认为这次比赛的水平比较高，当然，这是从某个角度而言的。因为通俗音乐的流派、风格复杂，各行其是，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尺。我所讲的水平，是指参赛的演员都有高层次的追求感。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受过美声唱法的训练，而且用真声演唱，音区的幅度很大，基本上靠音乐自身的美来感染听众，表现力比较强，让人听起来感到份量重，不轻浮。在他们演唱的歌曲里，有不少是本民族的歌曲，民族的韵味浓，又不拘泥，现代节奏和时代色彩十分鲜明。
记者：在他们的表演和创作中，娱乐性是不是比较明显？
王：是的，可以说以娱乐性为主。通俗音乐不讲娱乐性恐怕就难以在群众中流传。有些人一谈娱乐性，就认为是低档次，是非艺术化；其实，娱乐性也有艺术性，也可以得到高层次的美的享受，两者并不矛盾。
记者：有人认为，通俗音乐在我国已成为覆盖面积最大的艺术品种，形成了一股大潮，影响了一代人。您能否结合国外的情况，对我国通俗音乐的现状谈些意见？
王：我国通俗音乐现在正处于开创阶段，但开创阶段的前后也有不同。几年前的歌星和创作人员多靠摹仿吃饭，从磁带里效法海外流行音乐而成名。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创作人员开始注重民族文化意识的表露，注意运用民族语言和加强民族风格。有的人还把地方民间风格的曲调引入创作中，更加尊重听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能力。演员则注意嗓子的科学培养，注意发声方法，表现手段也日益丰富，技巧不断提高。还能运用合唱的手法，甚至利用大乐队伴奏。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并未完全从摹仿的气氛中走出来。通俗音乐仍然缺乏民族的风格，极少自家的独特光彩。我不反对摹仿，对于许多我们前所未有的艺术品种和手法，初期难免要摹仿，但摹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如果只知摹仿，那就会凝固在幼稚期，流于肤浅。眼下通俗音乐作品小家子气的太多，文化气质差，格调偏低，高档作品很少。通俗音乐本身是一个艺术品种，和其它艺术相比，无所谓高低之分，但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却有优劣、深浅的差别。深，不一定就是大题材，就是高度哲理化；咏自然风物、日常生活，都可以写得很深。这个“深”，指的是真情实感，是深切地体现情绪，是深层地表述社会和人的心态。表演也是如此，现在有些表演过于舞厅化，“自由市场”的味道浓得让人受不了，矫揉造作，无情感可言。演员应该追求高层次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意识，不能满足于听众一时的狂热。我们一方面要思索如何紧紧抓住听众，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引导听众，只有愈来愈高的艺术情趣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一味迎合的最后命运是被淘汰。当然，也不能高不可及，自作高深也会失去听众。
记者：这些病态的症结在哪里呢？
王：在于通俗音乐界文化素质低，修养差。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创作和表演人员无所适从，难辨高低。提高整个通俗音乐界的文化素质恐怕已成为一个极其紧迫的问题。另外，还在于文化管理部门一直没有任何对策。我讲的对策，决不是要任意干涉通俗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而是要对其队伍建设、演出管理、磁带和唱片的出版，制定出相应的积极的措施，以帮助通俗音乐的发展。
记者：您对未来的通俗音乐建设有哪些建议？
王：我以为，通俗音乐水平的提高需要全社会的协调才能完成，仅靠创作人员和演员还不行，领导、音乐编辑、出版商、听众都有责任。这些人如不提高文化水平和艺术鉴赏力，创作和演出的浅薄状态，就无法根本改变。譬如有些音乐编辑和出版商，头脑里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观，手里的产品多为粗制滥造，严重影响了听众的审美情趣。此外，未来的通俗音乐还要发展更多的流派和风格，每种流派和风格要包括词、曲、唱。我们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小型创作集体，允许词作家、曲作家、演员自由抉择，各自聚集在自己喜爱的风格旗帜下，形成自己的流派和创作组织，进行创作、演出，并相互竞争。此时的创作人员不妨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样更易于流派的形成，减少非艺术的干扰，也打破了“铁饭碗”。（附图片）
苗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