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仕”漫话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读史札记

“致仕”漫话
穆福田
在我国古代官制中，“致仕”和“乞骸骨”同义，都是官员在年老或多病时，把职务归还给帝王，以便把衰朽的身体从繁冗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免职退休了。
“致仕”制度始于周。周制“大夫七十而致仕”。到了汉代，“致仕”制度逐渐完备。据《白虎通义》记载，官吏年七十，耳目不聪、腿脚不便者，必须致仕。唐代沿袭汉制，规定凡职事官年七十均应退休，甚至“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宋代冗官冗费前无古人，政府曾一再号令官员，按法定年龄，七十岁前一律退休，并规定年过七十岁的现任官员，一概不得擢升。到了明清，官员退休年龄从七十岁提前到六十岁，担任军职的官员退休还要相对早些。“致仕”制度的逐步确立，对于促进政府官员的新老交替，防止官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老化，保持各级政府机构的生机和活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确保退休官员老有所养，安度暮年，各代都有一整套赏赐和供养退休官员的规定。《礼记·王制》中就有“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记载。到了汉代，朝廷批准官员退休时，都要一次性地给予重赏。例如，被称为“六郡雄杰”的边关大将赵充国退休时，汉武帝就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官员退休后，国家发给原俸的三分之一，直到谢世。唐代对退休大臣不但赏赐从优，而且明文规定，“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有突出贡献的，经皇帝恩准，可得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后各分给一份永业田以养老。到了宋代，政府甚至规定，官员退休要加衔晋级，对其子女也有某些优待。明朝以后，退休官员的俸禄又有提高，凡内外文武官员致仕，一律按原品级发给全俸。
尽管各朝各代都有明确的“致仕”制度和优待标准，但执行的程度却是大相径庭。一般说来，越是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盛世，越是忠心耿耿、为国操劳的大臣，越能识达大体，在法定最高退休年龄之前，就言恳情切地申请退休。以初唐、盛唐时期为例。其间，出了多少自请致仕、堪称一代楷模的名臣。唐太宗时的李靖，出将入相，功勋显赫。他六十四岁时患了足疾，觉得自己行动不便，不能担负重任了，就“上表乞骸骨，言甚恳切”。太宗读罢，不胜感慨地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止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之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这段入木三分的话，真不愧振聋发聩的警世明言。唐太宗下诏批准李靖回家休养，并赐物千段，赏马两匹。唐玄宗时，平定安史之乱的头号功臣郭子仪，也是在六十四岁时请求退休。他豪爽豁达地表示：我带头退休，那些职务比我低的就会效法我，因此，我“务欲务以身率先，……愿罢此官，庶礼让兴行，由臣而致也。”郭子仪在位时，风餐露宿，为国操劳；年老时，率先退休，以立新风。高尚节操，令人肃然起敬。类似这样深明大义的人，还可以列举很多。大将尉迟恭五十九岁时提出退休，名臣刘仁轨申请“致仕”时年六十八岁，名相宋璟也是刚交七十立即退休。当然，也有一些名臣，退休年龄超过了七十岁，如初唐大臣虞世南、李百药的致仕年龄分别为八十岁和七十五岁。但这并不是他们“强欲居职”，而是国家政务不可或缺，太宗李世民一再挽留，不准他们按规定年龄退休的缘故。
　与此相反，越是官员冗滥、吏治昏浊的时代，一些身体衰朽的官员越是死磨硬缠地不肯退休。宋朝便是一个典型。宋代对退休官员的优待，可算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除去历代都有的条件之外，还另加了提高退休官员的品级，授予子孙官职等等。然而，不少官员仍然不为所动，死不让位，年复一年地食官禄，谋私权。宋仁宗时，大臣司马池直言进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劾以闻。”大臣包拯也建议，让御史台行文通知那些年过七十而不愿致仕的官员，必须立即致仕。这分明是要动用国家监察机关的力量，强行实施致仕制度了。这些主张，上合国家之制，下应吏民之心，但在那些“耄昏不可任事”的老臣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抗。代表大官僚阶层利益、已经毫无进取之心的宋仁宗，把致仕制度抛在脑后，明确表态：“老臣，朕之所眷礼也”。他竟然严令：对不肯退休的老臣们的事，用不着别人多嘴。至尊的帝王作如是观，致仕制度岂不形同虚设？宋朝官僚机构最冗滥，政治最无生气，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延至南宋，甚至出现了官员生前不退休，死后再由子女为其申请退休的咄咄怪事。细想起来，原因也很简单。无非是生前弄权谋私，死后申报退休时，子女又可捞到那一份令人目眩的“致仕恩泽”，包括数量颇丰的赏赐，子女弟侄的擢升，等等。
官员年老退休一事，象一面镜子，映照出国家政治的清浊和官员品格的优劣。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