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知堂的《〈亦报〉随笔》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谈谈知堂的《〈亦报〉随笔》
钟叔河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收文756篇，悉为周作人1949—1952年间发表在上海《亦报》上的短文（含《大报》上的44篇）。陈子善先生把这些零散文字搜集起来编为一集，费了许多精力。
知堂的这些文章都写得非常短。756篇中，竟有700篇每篇不超过600字。短当然不是看文章的唯一标准，但要用短短五六百个字把事情或道理写清楚，把自己要讲的话都讲出来，而又不象“阵中勤务令”或“技术条例”那样焦干梆硬，既要言不烦，又疏密有致，给人留下思索和回味的余地，那就不大容易。
这些都是发表在解放初期报纸上的文章，当时已经在说我们的报纸“沾了长风”，已经在重提“短些再短些”的口号了。一转眼三四十年，如今有的报纸篇幅超过当年《亦报》好多倍，可是版面上容纳的标题却越来越少。有限的地盘被几个（甚至是一个）作者霸占着，这样的情况比起40多年前究竟有哪些改变，真不好说。莫非今之作者没有几千上万字不足以表现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么？恐亦未必如此。那么，看看别人所写的短文，刹刹自己沾染的长风，大概不会没有一点益处的吧。
这些文章虽短，题目的范围却很宽。从《梅兰菊竹》到《龙凤龟麟》，从《艳史丛刊》到《聊斋稿本》，从《杭州的市房》到《北京的春雨》，从《夜读的境界》到《文章的包袱》，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内，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作者不是先领下一个题目，再来就题作文，揣摩迎合；而是胸中先有一节文章，于是借题发挥，把自己想讲的话讲出来，同时也多少给读者以一些知识或感兴。如《蓑衣虫》一篇，短短数行中，自然史、语源学、乡土研究与文学欣赏的知识都有所接触，而作者寂寞的心情也历历如见。
又如《拿手戏》一篇，开头说，“有些外国文里叫著作者为‘写字的人’……我们常写文章而实在没有什么自信的人用这个名称来叫，倒是很确当的。”这里也涉及到了语文知识，因为Writer这个字本来也可以指“书手”“写者”，并不一定就是“作家”。接下去略加衍说，结尾则云：
“现在连街头艺人都翻了身，写字的人如为人民服务，也是很好的事。无奈写字难以成为一艺，他没有师父传授，并无基本技艺，只是每日随时说说唱唱，费力多而成功少，并不一定是吃一行怨一行，的确乃是实情。某甲先生有一句名言云，著作等身不如拿手戏三五只，这话说得真好。戏唱得越好听的人也越喜欢，写文章不能翻陈出新，摆起摊来殊无把握，写不出时亦无皮蛋泡汤加白糖之类可以帮忙，此其所以不如之至也。”
这类文字，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情理自见。它们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18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从中隐约可见《广阳杂记》、《五杂俎》和“英国名士遂夫特”（用曾纪泽《使西日记》语）的痕迹，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自维新以迄五四，“写字的人”之中，多有善于此道者；即新文化运动之巨匠，亦每每借新闻纸以为自己的园地。鲁迅之于《申报·自由谈》，沈从文之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尤为著名。现在的散文名家，恐怕不太愿意为报纸作小文了罢。周作人已矣，其人固不得原谅，其文却似乎可传，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知识和见解是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而在文章欣赏上亦自有其美学的价值。陈婆脸虽麻，所烧的豆腐固未尝不好吃也。我所希望者，在放言高论的大块文章间，尚能为此类随笔留少少余地，它们虽决不能如名角的拿手戏那样中看或动听，但“读了不会发生什么兴趣”的人总还不至于彻底清一色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