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与刘斯奋的通信·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黄秋耘与刘斯奋的通信·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刘斯奋同志：
近年来，写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特别当行，并且打破了建国以来主要写农民起义的局限，各种题材应有尽有。我读得不多，只不过十多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考虑。您是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作家，深知此中甘苦，所以想提出来向您请教。
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假如写的是当代题材，作者写的是自己同时代的人和事，一般地说，是他所熟悉的，至少是比较容易熟悉的，他对这些人和事自然会作出恰当的评价。
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写的是千百年前的人和事，作者只能取材于史料和民间传说，要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历史真实，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其中有些人和事是有争议的。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张遂谋，有一部历史小说把他写成降清后竭力向主子献媚效忠的奴才，是出卖石达开的重要人物之一，最后死于石达开和他的义女桂姝的剑下。石达开由于相貌和他酷肖的义士阿弼舍身相代，得免于难，一直活到八十多岁。这些故事情节并没有史料作为根据，只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文学创作当然允许虚构，但是假如写的是真人（张遂谋是真有其人的，是石达开部下一个得力的将领），随便虚构，无中生有，是否会有“厚诬古人”之嫌，岂非给古人制造冤假错案？莎士比亚和罗曼·罗兰写的历史剧，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有时也会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推后或者挪前，也许还增添一些细节，但是不会根本颠倒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今天少数历史小说，有某些情节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差距，甚至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这是否可以允许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有所怀疑，希望您能对此发表一点意见。
此祝
笔健！
黄秋耘　1987年6月秋耘同志：
您好。手教敬悉，承嘱就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发表意见，惶愧不敢当。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近年来，我虽在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尝试，但对此并无深入研究。如果一定要谈，只能就个人的实践谈点感想，以就正于您而已。
首先，我觉得“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这个概念，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十分含混的。《三国演义》固然应当算是历史小说，但也有人把《杨家将》一类基本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作品也归入历史小说之列；甚至还有把鲁迅的《故事新编》算成是历史小说的。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对于“真实性”这一标准的把握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说罗贯中把曹操写成一个“大白脸”，是封建正统观念使然的话；那么《杨家将》把北宋名将潘美改造成为一个险恶的奸臣，则是遵循了把历史材料只当作文学表现的“道具”这么一种创作原则。至于象《故事新编》那种汇古今中外于一炉的讽喻式作品，如果也纳入历史小说的范围，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清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真实，看来是困难的，也不易取得一致的意见。
不过，若问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的话，那么我更倾向于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应当本着不反对生者，也对逝者负责；不仅对今天和明天，也对昨天和前天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严肃、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历史事件的基本进程和历史人物的政治、道德、立场方面，如果缺乏相反的材料作依据，不可轻易离开原有的记载，作出截然相反的描写。我是这么看的：一部作品，既然被冠以“历史”的名衔，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不管作者愿意不愿意，一般读者往往是通过作品去了解和认识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因此，人们也就有理由要求作品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与历史的实际大体相符。特别是对于一部以“真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要求恐怕就会更严格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就作者而言，在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可能引起原则性误解的问题上，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恐怕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另外，我还觉得，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实”原则去反映历史，较之借助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纯文学的改造的办法进行创作，不一定就缺乏力量，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就此带住，尚祈叱正。
专此　敬请
道安
刘斯奋　1987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