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大潮面前——记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之一的禹作敏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历史的大潮面前
——记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之一的禹作敏
本报记者　孟晓云
曾几何时，大邱庄人还在土里刨食，人均收入徘徊在100元左右，而今须刮目相看了：现在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平均每户累计储蓄10000元以上。在全国村级企业中工农业总产值、纳税额、集体积累大邱庄占了三个第一。
这个村的带头人、著名的农民企业家禹作敏，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带着3000多大邱庄人，在短短的9年间，冲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闯进了商品经济领域，完成了异乎寻常的“工业化”过程，昂首阔步地把贫穷和落后抛在身后。1987年大邱庄农工商总产值突破两亿元。
一个以工为主、工农商协调发展的共同体——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在改革的浪潮中在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崛起。
历史造就了禹作敏。
这个人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带领大邱庄人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闯进商品经济领域，完成了异乎寻常的工业化过程
有人说，禹作敏的成功得力于大气候，禹作敏的精明在于善于抓住时机。
大邱庄人很难忘怀1978年那个历史性的场面。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召开了三天党支部会议，群众提了三天意见，禹作敏三宿没合眼，面对流碱冒盐低洼的土地思考着：1977年前的大邱庄事事响应党的号召，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方针，无论是学大寨，学小靳庄，事事走在前面，可就是经济上不去，为什么？谁能忘记“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不就是穷嘛！“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欢天喜地一阵兴奋之后，依然被一个“穷”字压得抬不起头来。大邱庄要想致富，必须另找门路。
禹作敏召开了支委会。他想清楚了，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得人心慌；‘以粮为纲’，抓得穷当当。要想改变大邱庄贫穷面貌，先要破这两个‘纲’。”他的惊人的观点使支委们个个目瞪口呆。“旧社会的地主凡是单纯种地的都是穷地主，凡是在大城市跑大买卖的，准是大财主。大邱庄要想富，就得办厂子，你们干不干？谁愿干就依我这条道，谁要是怕，咱各走各的路。我拿定主意了，有一算一，有二算二，豁出去了！”
看着乡亲们破衣烂衫，禹作敏心如刀割。他流着眼泪说：“乡亲们，这些年你们跟着我受苦了！有怨气就朝我撒吧，不就是穷么。现在我想明白了，如果乡亲们还信得过我，就容我再干3年，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子。3年不变，我自动下台。”
1978年的下半年，大邱庄建起了第一个厂——冷轧带钢厂，这是大邱庄办工业的起步，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厂投产一年就赢利30万元，大邱庄人振奋了。在这个厂的基础上先后办起制管厂、印刷厂和电器厂，这四个厂又各自办了许多小厂，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农业也与工业取得了同样增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在耕地因静海县修建大型水库占地而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1979年务农劳力614人，粮食产量150万公斤，到1987年承包粮食作物的劳力只有16人，而产量达到240万公斤，每个劳力平均产值超过4万元，比工业还高。大邱庄变了。
1978年大邱庄的那个历史性场面之所以令人刻骨铭心，对于禹作敏和大邱庄人来说，正是因为那是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从历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向着商品经济迈进的开始，3000名大邱庄人顺应了中国农民的大趋势。
45岁的办公室副主任李凤庄，曾因大邱庄穷，在60年代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当过乡供销社会计，参过军，担任过包钢的一个科长；3年前他舍弃了经营多年的城市生活和事业，投入大邱庄的怀抱。他对记者说：“我42岁又重新选择当农民，是因为受了禹作敏这个非同寻常的农民的启发。一个农民，提出要破除农民意识，使我惊讶，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
商品经济的锻造，使禹作敏冲破了传统农民的框架，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
何谓农民意识？有些书籍论文中写着：中国传统农民具有忠厚、老实、勤劳、坚韧的美德，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愚昧、保守、自私、狭隘的弱点；美德和弱点相混合，使他们安于现状，盲目服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禹作敏是觉醒了的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在自我否定中，摆脱了旧有的轨道，从心理状态、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上都正在经历着向现代农民的转变。这就是重返家乡的李凤庄发现禹作敏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禹作敏的缘由。
新旧两种观念始终在大邱庄对峙着。禹作敏办工业起用的人是大邱庄瞧不起的人，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白，而禹作敏却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致富的人是罪人；用文革的观点看人，社会关系不清白、历史上犯过错误的是敌人；用派性的观点看人，逆我者是仇人；而用商品经济的观点看人，善于经营者为能人。”
禹作敏起用了在天津做过工懂技术的刘万明，让他当大邱庄一个厂的厂长。村民纷纷找禹作敏：千万别用这个人，他历史上不干净，私心又重，搞不好你也跟着栽进去啊！禹作敏决心很大：“谁没缺点和过失，历史上的事已经成为过去。用对了刘万明大家得好处，用错了我个人负责任，你们别劝了。”禹作敏又把刘万明叫来：“人们都知道你有毛病，今后凡是你个人的问题不许你出面处理，由我来办！”刘万明要盖房，禹作敏就派人帮他张罗；刘万明粮不够吃，他派人把粮送去；子女中学毕业了，给安排最好的工作。刘万明流泪了，他黑天白日玩命干，第一年产值拿了17万。村民看到刘万明为大邱庄做出了贡献，对他的看法转变了，原来极力主张不用刘万明的人去问禹作敏，能不能发展刘万明入党？1984年刘万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禹作敏头脑清醒：什么是大邱庄的生命？高效益。高效益靠什么产生？靠能创出高效益的人才。
马德良的缺点是有点愚昧，谁家盖房，他专给人家看风水，为此挨过惩罚，名声不好。禹作敏看中他是个种田能手，1983年他承包土地137亩，当年产量49000公斤，被评为市级劳模。有人问：为什么树马德良这种人当典型？禹作敏回答：典型不是树的，是自己干出来的，他创出了高效益，为大邱庄做出了贡献。人无完人，大邱庄如果有更多的马德良式的人物，大邱庄上得还要快。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马德良，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访法，法国农业部长授予他农业骑士勋章，他为中国农民争了光，露了脸。
在一批批城市人来大邱庄落户以后，禹作敏敏锐地抓住了一个问题，也是农民的弱点：狭隘、排外。他对本乡人说：大邱庄不仅仅是3000人的大邱庄，大邱庄要开放。人家300多城市工程技术人员，拿着大学文凭扔下铁饭碗投奔大邱庄，有些人却不愿意重用，这不是狭隘排外思想在作怪么！排外是一种陋习，是小农意识，干不了大事业。人家退职或者停薪留职到咱大邱庄来，就是大邱庄人，为什么总把人家当外人？总是不放心？告诉你们，再往下发展，光靠大邱庄人的见识不行了，我们不能占山为王，要有点肚量，我看敢用超过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禹作敏懂得，搞商品经济，必须要有强烈的竞争观念，这正是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民应强化的意识。他提出，大邱庄4个总厂上同类产品，目的是在质量和销路上搞竞争。这一下，逼得几个厂长团团转，逼使他们往高处奔，否则站不住脚。大邱庄还特意在天津市服装街投资100万元办了一个“致远”商店，目的是要大邱庄人打出去，与国营企业比试比试。
最令记者感兴趣的是，禹作敏在北京召开的小地区战略讨论会上，提出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
历代农民有谁提出这个概念呢？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前，农民首先要求数量，讲讲生活水平就算不错了。可禹作敏想到了，他想从质量上去考核和界定生活。有人以为只要有了钱，吃得好穿得好就算是过着高质量的生活了；禹作敏看出了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是有了钱就可以解决的，它涉及生活方式，文化水平，美学素养等等，它还包含着卫生保健，劳动保护，环境质量，以及家庭关系。禹作敏“生活质量”的概念，实际上是想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当然，现在还刚刚开始，但想到了就了不起。禹作敏说，大邱庄居民与大城市居民的生活的差距不在经济收入上，主要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他看出了文化素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他舍得投资办教育。这几年幼儿园、中小学教学楼、电视电化教育中心陆续拔地而起。他们有一条规定，今后凡是大邱庄的建设者，必须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能这样思考生活、认识生活、创造生活的人，就是经过9年商品经济洗礼而令人刮目相看的禹作敏。他已经冲破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框架，以一个新型农民的姿态站立在大邱庄的土地上。
一个有争议的人，可他总是说：“实践会做出正确
结论”。他始终目标明确，从不停止思考和方案的实施
禹作敏在大邱庄当了近30年的干部，从初级社会计，到党委书记，可以说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雨，挨过整，受过委屈，被撤过职，但他至今不安于现状，他总是说：“实践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禹作敏有一句名言：“搞改革不能围着风转，要按老百姓的心转。”他积几十年经验总结出一条：上面的意见对的要听，不对的不能听。大跃进那年，他当了9个月的支部书记，回过头来上面整了他6个月，撤了他的职。他是真心实意照办的，让办食堂咱办，让大炼钢铁咱炼，结果全错了。从此，他凡事要想一想，再不做奴隶主义的干部，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但我也相信自己。不管多高级的人，要想改变我的思想，他得说出个理来。”
从禹作敏拍案而起向贫穷宣战那一历史时刻起，大邱庄就象政治的晴雨表，禹作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早就做好了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思想准备。他对乡亲们说：改革是要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邓小平同志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先驱们献出了生命和热血，我们不就是担点风险么？
为什么祖祖辈辈默默无闻的大邱庄，如今稍有动作就被四面八方所关注，甚至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呢？因为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禹作敏作为率先奋起的“弄潮儿”，他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传统有悖，甚至直接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便看不惯，不理解。
1982年闹了一阵子，县上派了一个联合清查组，到大邱庄整整查了7个月，没有闹出名堂。他们对禹作敏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禹作敏口气很硬：不对！没做亏心事，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么！大邱庄的老少爷们也群起而攻之，老头儿们拎着棍子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小伙子们也来
“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清查组在大邱庄住不下去，搬到乡里去了。
任你风吹浪打，说三道四，禹作敏从不消沉。他极聪明，他的对策是：风顺了，企业猛上一阵；风不顺了，他就巩固提高一下。他始终目标明确，不断地为大邱庄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从1978年到1985年，他带领大邱庄人进行了四次改革：第一次1978年，改变产业结构，开始办工业，同时在农业上划分作业组；第二次1982年，彻底打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锅饭，在工农业之间调节分配，实现全村层层承包；第三次1983年，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完成大邱庄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第四次1985年，改变农业体制，完善统包结合的管理体制。这一年大邱庄向国家上缴税金相当于解放后35年的总和，去年又增长了40％，户均缴税11000元，公共积累相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7年的62倍。今年两个亿总产值已经完成。不久前，禹作敏又提出深化改革方案，1988年要确保增长一个亿，争取翻番。这个简历，不但书写着大邱庄的业绩，同时也可以窥见禹作敏这个农民企业家的顽强和韧性。
禹作敏这个新型农民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商品经济铸造了他。毫无疑问，禹作敏在大邱庄村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有件小事可以为证：许多村民对生一胎想不通，禹作敏开了一个短会，说，咱村如果超生了，我可得下台。老百姓纷纷议论，说敬灶王爷还不如敬禹作敏呢，他要下台了，咱的好日子不是砸了么。就这样，不消五分钟，大家统一了思想。大邱庄五年没有超生。上级领导和参观者让禹作敏介绍计划生育的经验，他笑而不答。这似乎是一个难以推广的经验。这件小事大有深意，也许禹作敏和大邱庄人能从这里反思出一些重要的东西来——我们脱胎于传统农民的同时，必然还带着某种旧式农民的痕迹。这也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