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李大钊 [复制链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杨度与李大钊
杨度，字晰子（1874—1931），湖南湘潭人，他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然而，杨度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似乎颇为令人费解。原来，杨度是勇于补过的知识分子。
杨度之所以能弃旧图新，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杨度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兼之李大钊又是反袁倒袁的主将之一，所以杨度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产生了敬慕之情。
1922年8、9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专程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杨度冷静地审视全国的军阀混战，头脑清醒了许多。他拒绝直系军阀头目曹锟邀他去保定作官，毅然再去上海会晤处在艰难中的孙中山。
1922年秋，杨度在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终于说了“我决定跟你走”，并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杨度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中的关系，多了解些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并竭力周旋；同时，将自己的一笔私蓄交给了地下党作活动经费，并卖掉了住宅“悦庐”，将所得之款悉数交给了地下党，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的美谈的来源。
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这句句千钧的语言牵引着杨度的思想境界向新的高度发展。
杨度读着从狱中传出来的李大钊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的一段话：“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革命先烈的鲜血再一次唤醒了他的灵魂。
（摘自12月10日《爱国报》　刘如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