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改革与经济改革结合部——民办科技机构的探索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在科技改革与经济改革结合部
　　——民办科技机构的探索
　　本报记者　祝华新
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实验室里，爱迪生最大的发明不是白炽灯、留声机等1093种专利，而是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本身。他打破过去科学家关起门来从事研究的习惯，把技术活动从“象牙之塔”引向工厂和市场……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爱迪生冲击波拍打着中国大学、研究所的高楼深院。7万多名科技人员毅然以辞职、停薪留职、调离等方式走出来，创办了近万家集体或个体科技实业机构。他们作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格化代表，在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上作了大胆的探索。
科技产业的雏形
这些科技界勇敢的“移民”闯到民办科技机构这块陌生的“新大陆”上，建起与国有科研机构大相异趣的“家园”。它们不再是事业单位，而是经济实体，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企业。
这些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它们都是由科技人员领办。如北京中关村83家公司的1671名专职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就有804人，占48.11％。这个比例相当于我国军工生产企业科技人员所占比例的2至3倍。而且，它们不是周而复始地生产某一种产品，而是不断开发新技术产品。凭着技术开发的优势，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前年总产值达2.9亿元，占海淀区工农业总产值的20％以上。有的公司去年上半年实现人均销售额56.17万元，人均纯利润4.44万元，这与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相上下。这些参数，是我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大都望尘莫及的。
北京科技管理研究中心的李国光和王建华介绍说，这些民办科技机构实际上就是国外所谓“科技企业”。区分科技企业与一般企业，主要看两条：一是科技人员的比例占职工总数的40％以上，二是科技开发的投资占总销售额的10％以上。北京海淀区141家民办科研机构中，有67.3％属于科技企业。他们曾调查统计上海、太原等10个城市的305家集体科技机构，发现属于“科技企业”的有220家，占72.1％。
一种新型产业——“科技产业”正在中国大地上萌生。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代表的民办科技机构密集区，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科技产业区”。
科技面向经济，有一个前提
多少年来，政府苦口婆心，倡导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甚至一度采用行政手段把科技人员“赶”下乡，“赶”进工厂。可是，收效甚微。而这批民办科技企业的问世，毋需下达指令性计划，毋需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便自发地实现了科技成果工业化、商品化的全过程。
如果说民间科技实业家们手中有什么灵丹妙药的话，那就是一度引起很大争议的“技工贸一体化”。几十年来，国有科研机构的一个很大缺陷，恰恰就在于科研、生产和贸易互相分离。几年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在某地硅酸盐研究所，看到橱窗里陈列着该所引为骄傲的锗铋酸大单晶，十分惊讶：“你们为什么不组织生产去赚钱？”我们的科技人员豁然开朗，马上与工厂联系，批量生产，第一年的收益就数以百万元计。我国约70％的科研经费，80％的价值万元以上的设备，65％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集中在国家办的大院大所，而其研究课题又与生产部门严重脱离。这种科研布局使得科技人员只有论文意识而无商品意识，关心的只是学术水平而非经济效益。显然，民办科技企业以技促工、以贸养技的做法，为国办科研机构“大部队”的改革做了成本较低的先期试验。
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象‘四通’那样的民办科技企业，是不是比当前很多国有企业更象现代化企业？”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丹提出这个疑问。民办科技企业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技术力量，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它就把市场导向的技术开发视作生存依据。“四通”一年推出一个拳头产品，1984年有2024打印机，1985年有1570打印机，1986年研制出“改变中国传统打字概念”的2400打字机，1987年有改良的2401打字机，今年则准备研制“改变中国传统排版印刷概念”的中文印刷系统。“四通”总经理万润南说：“对我们来讲，没有独到的技术、独到的产品，我们不可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如果人家已经有了，我们再搞就失去了意义。”经济学家千呼万唤的经济发展从资源粗放型转到技术进步型的轨道上来，首先在“四通”、“京海”等民办科技企业实现了对接。它们以技术、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加之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人事制度，为深化企业改革开启着思路。它们的创举，不仅在中国科技史上，而且在中国经济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埋怨科技没有面向经济建设，却多多少少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经济依靠科学进步。当前，全国多数企业尚未获得象民办科技机构那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缺乏吸收新技术的压力与冲动，宁愿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不肯掏点钱买新技术。据有关部门对上海全民工厂128名管理人员的调查，32％没有参加过技术市场活动，而参加者自以为态度积极的仅占16.4％。难怪有人说，技术推广，一个“推”字写尽科技机构与企业的相互关系。一方急如风火，要把现成的技术推及企业，一方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地要求科研机构主动走向生产，是否有点责之过苛？在去年12月初举行的全国民办科技机构发展机制学术讨论会上，有人甚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是科技体制改革有点超前，而经济体制改革过于滞后？”实践呼唤着两个改革的配套推进，而企业的技术需求正是两个改革的汇合点。
商品经济是科学技术施惠人间的桥梁。为了这一朴素的真理，第一批“吃螃蟹”的民办科技实业家们已经付出了代价。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春的“公司”整顿中，一些地区的工商管理部门指控民办科技机构从事产品生产和贸易是“超越经营范围”，致使大批民办科技机构倒闭。
企业家的最合适人选
叶丹向记者讲起几年前参观天津大邱庄的一个镜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禹作敏介绍完辉煌的创业史，叶丹提问：“目前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主人一愣，沉吟片刻，说：
“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人的素质差……”
改革的成败，最终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企业家阶层的生长。然而，80年代改革的绿茵场上，肚里墨水不多的农民企业家龙腾虎跃，不断起脚射门；而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却只能在门前盘带，甚至在场外观战。中国知识界的精华不能进入企业界，我们就不可能在高技术、新产业上赶上世界潮流。象万润南、陈庆振、王洪德那样的优秀科技人员，熟悉科学技术，信息灵敏，对世界大势看得清，最具备开拓市场的实力，不正是企业家最合适的人选么？
一旦披挂上阵，他们恐怕会比农民企业家有更大的作为、更远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