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脸真得变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人的脸真得变了
　　陈小川
中国有句话叫“人一阔，脸就变”。大约说的是“为富”时，必然“不仁”了。作穷人的时候，腰包羞涩，谦恭卑下。一旦有了几张钞票，肚子便朝前挺去，脖子也不大容易弯了。这话把那些乍富起来的人刻画得惟妙惟肖，是不待说的；但细琢磨，话里似也有几分想阔又阔不了的酸气。这几年来，改革开放，中国有些人真的阔了起来。当然，绝大多数人离阔还远着呢，无非是衣食不虑而已。脸呢？果然有些变了。我却没有责难眼下的这种“脸变了”的意思，反要为它叫好。
国人的脸究竟怎么样呢？我看原来是不怎么样的。鲁迅塑造出一个阿Q，几十年来就其典型性争来争去。其实，阿Q精神就是国民性，旧式农民如此，达官贵人亦如此。鲁迅的后半辈子专心于用笔疗治阿Q的病。他的杂文多是想警醒人民，看到自己身上的阿Q影子。然而他并没有看到中国人形象改变的曙光。这种形象改变，在改革开放的九年里，才真正是初露曙色了。
我看改革开放，引进新技术，招揽各种人才，生产发展，国力强盛，乃至于人民家里的冰箱、彩电，的确可喜。但更可喜的是脸变了。中国人开始改变自己固执、守旧、安于现状又貌似平和的脸。开始求新，求变。国民性的改变，观念的更新，尽管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表中看不到，然而却更有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街上竖几幅洋货广告，商店标一行英文店名，往往招来众多非议。好象洋人广告须作到喜马拉雅山去，店名须用甲骨金文，才显得有国粹气，才是爱国。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少得多了。即便有，也让人闻之喷饭。君不见未庄那一带，农民早不是阿Q模样了。温州、宁波，农民纷纷成了企业家，造出来完全国货，不是为了给林家铺子撑门面，而是为了出口赚洋钱。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竞争环境，还使国人渐有风险意识。当年有人把钱匣子砌进墙里，没料想到被炕火烤焦，千多块血汗钱孝敬了灶王爷，只因为存银行都不放心。而今，上海延安中路卖股票，小青年排在队里嘴上还念叨：“阿拉也尝尝作老板的味道！”
过去事不关己，中国人从不过问。一位农民曾言简意赅地归纳为“谁也耽误不了我喝棒子?粥”。如今则参与意识渐成热门话题。老百姓要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厂长，当乡长，当人大代表。公开竞选，施政纲领，投标招标，关心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知道，国事家事天下事并非“关我屁事”，而是与碗中饭，身上衣，甚至冰箱、彩电大有关系。民主意识日渐浓起来。差额选举把谁“差”下去，断没有违背民意再搞起来的道理了。
过去国家兴亡是个把人的事。即使出现历史性的灾难，从历史学家、文人到老百姓，都习惯赖一两个坏人和小人，仿佛就寻到了历史原因，少有民族反省精神。如今则露出民族反省精神的苗头。开始有人涉及民主传统、文化根源，涉及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开始自问：当有人号召打倒知识分子时，一夜之间就会燃起全国烽火；假如有人号召不必吃饭呢？也会应者如云？
过去中国人总爱说自己的长处，四大发明、长城故宫、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如今则是挑自己毛病的多了。这种挑自己毛病的人，并非以为今不如昔，而是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希望自己将来更好，不知足精神益发浓烈，常乐派渐渐式微。少有哪个发了家的万元户公开宣布：“我到此为止了。”如辜鸿铭老夫子那样，说：“中国人的脏就是脏得好”，又毫不脸红的当今中国人，怕是没有了。谁还以为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呢？
鲁迅感叹过：“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以为如今则是真得变了。中国人自己在用鞭子催自己，就是中国人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中国人不甘作穷人，也要作阔人。
新年之际，回看过去的八、九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人的小富不足大喜，脸变了才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