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匠”出山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五匠”出山
　　本报记者　费伟伟
10岁的马梅花在那群围着我们的吉普车玩的小女孩中显得特别机灵，她甜甜地笑着回答我们的问话。
这是一个叫“甘河滩”的保安族聚居的庄子，其他几个女孩都没上学，听不懂我们的话。马梅花没有像她们那样在家放羊、拾柴、领弟妹，她读书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你是怎么上的学？”我禁不住地问。
“俺爸在外挣钱哩。”马梅花很自豪地说。
“挣钱就是干劳务。他父亲叫马七娃，是个刀子匠，这几年在青海、西藏的牧区打刀子，一年能挣上个两千块左右吧。”村上的同志告诉我。
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政府采访时我了解到，这个山区面积占大半，人均不到1.5亩地，前年人均收入仅有143元的贫困县，这几年兴起了一股输出劳务、出门挣钱的热潮。去年全县转移出的劳动力约2.8万人，占全县总劳力的36—37％。这些人都是银匠或铁匠、毡匠、木匠、泥瓦匠，保安人称他们为“五匠”。政策放开后，率先走出贫穷山区的就是这些人。
正像马七娃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了自豪和欢笑一样，“五匠”出山之后，给保安族人世代居住的封闭而贫穷的山乡带来了欢乐的笑声。保安族聚居最集中的大河家乡，前年人均收入由1983年以前的30多元增长到204元。笑得最欢畅的，恐怕不是那些从前成年攒鸡蛋，为儿女办婚事发愁的老人们，而是另外一些人。
从县城出发去大河家，越近乡里，公路旁戴白帽骑自行车的保安人越多。1985年这里好多村子还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如今大河家乡的自行车已达数百辆了，95％以上都是干劳务挣下的。车子几乎都用彩带、红丝巾以及绣球打扮得漂漂亮亮，这倒也颇能反映出这些初步脱贫的保安人的心态。
骑车的自然以年轻小伙居多，不过那些戴着盖头的保安姑娘也时常可见。她们往往远远看见汽车就慌张地下车，站在路旁等着。
“看来保安姑娘胆挺小的。”乍见此景，我不禁有点感慨。
“不，这些骑车的姑娘肯定都是属于村里最胆大的。”同行的同志立即更正道。
原来，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势力束缚的保安女子，一到十一二岁就不得抛头露面了，只准居深闺、事女红、围锅台。年纪轻轻就出嫁，戴上盖头，在另一个深闺里度过一生。不用说骑自行车，就是看个电影、电视，甚至照个相片也在禁讳之列。
随着“劳务热”的兴起，大批渴望脱贫致富的保安族青年走出了山区。
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光的辐射下，他们的视野宽了，胸襟开了。不仅渴望自由、平等，追慕现代生活，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融洽各种关系、追求爱情生活的方法。
于是，姑娘们在小伙子微笑的目光中跨上了自行车，上大街，逛县城。年轻的妻子们忽然发现，以前在家里俨然“一小天”的丈夫从外面回来后变了，也学会帮着担水、做饭、抱孩子了；家里要买个家具、电器，地里需要种点什么，也要听听自己的意见了。
在梅坡村52岁的马牙古百家采访时，我们想拍一下这位老汉近几年带着两个儿子出外淘金挣钱盖下的新居。马牙古百20岁出头的女儿立刻把廊下的杂物清扫了一番，自己照样大大方方地坐在缝纫机上干活。听说拍的照还要登报，她立即笑嗬嗬地招呼躲进屋里闭紧房门的母亲也一起上阵。在大河家乡被称为保安三庄的甘河滩、梅坡、大墩三个村采访时，我注意到，好些群众家的墙上出现了有热闹城镇背景的彩照，虽然照片上那些大多仍戴着盖头的女子往往笑起来或者摆姿势时还不够自然。
随着班师归来的劳务大军们看待妇女的眼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保安族女娃子也像马梅花一样，获得了放下牧羊鞭，放下弟妹，走进课堂读书的机会。大墩村有上百名学龄女童，前两年没有一个入学读书。11月初的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头靠积石山、脚蹬黄河的村子时，村长马有伟告诉我，这个村拥有12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现在已有了30多个女学生。就在马梅花读书的甘河滩村小学，一位正读二年级的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班15个学生里有3名女生。
这个比例当然不算高，在这样一片几千年来饱受传统道德观念浸润的土壤上，妇女地位任何一点真正意义上的提高都是十分艰难的。
大河家乡党委书记韩德胜给我提供了这个乡近几年输出劳务的几个数字：“1983年，500人；……1985年，1260人；……1987年，约1900人。”“1900”这个数字表示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大河家乡的大部分家庭都有一个劳力出门从事劳务。这支浩浩荡荡走出山区看世界的劳务大军中，必将萌发一种促进妇女解放、教育兴旺的强大推动力！（附图片）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四堡子乡韩山家村张文良家利用搞劳务挣回的钱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增加了经济收入。图为张文良家庭院一角。　　　　　　　　　　　　
　　　　　刘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