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为克服经济危机而努力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南斯拉夫通讯

　　南斯拉夫：为克服经济危机而努力
　　本报记者　陆超祺
刚过去的1987年11月15日，从南斯拉夫访问回来才10天，就看到了11月14日南议会两院通过联邦执委会提出的反通货膨胀纲领的报道。
经济危机，反通货膨胀，是我们访问南斯拉夫的10天中，经常听到人们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南斯拉夫是一个政治相当透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主人——《政治报》的同志不但不讳言经济危机，而且约请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奥兰迪奇、联邦执委会委员科瓦奇、政治报经济评论员罗加三位同志，分别给我们介绍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我们结束访问前夕，11月4日晚上，《政治报》社长兼总编辑米诺维奇同志在贝尔格莱德国际新闻中心请我们吃饭时，很关心地问我：“你看到我们的经济危机没有？”他说，“要是你还不了解，那就说明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我说：“只能说有了粗浅的了解，但不是我自己看出来的，而是问出来的。”在座的人都笑了。
我讲的是实话。在国内，我看过一些材料，知道南斯拉夫的经济困难不自今日始，少说也有七八个年头了。我们自己尝过经济困难的滋味，也访问过正经历着经济困难的国家。在没有踏上南斯拉夫土地之前，我想象它一定是物资极匮乏，到处是排队抢购东西的长龙，人心惶惶。可是到贝尔格莱德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大小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市场繁荣，看不到排队购物的人群，街道两旁停放的小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和我去年在巴黎看到的相差无几。我们下榻的莫斯科饭店在市中心，它的底层除服务台外，是对外营业的茶厅酒吧，每天顾客盈门，尤其是晚上，喝茶的、喝咖啡的、闲聊的、听音乐的、看报的，座无虚席。有人告诉我，南斯拉夫按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按消费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这话是否准确，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南斯拉夫人舍得花钱”，确是南斯拉夫同志对我说的。我想，舍得花钱的前提是有钱，否则舍得花也花不起来。
农村怎么样？我们没有专门访问农村。11月1日，我们从海滨旅游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乘车去波黑共和国首府萨拉热窝，一路走的几乎全是山路。除了几个小城市外，村庄都不大，小的三五户，大的也只有十几二十户，大都以畜牧业为生。沿途新建的房子不少。在离萨拉热窝不远的地方，我特意数了数，在二十分钟的行车时间里，已建好的新房不算，正在建的共二十幢。大都是两层的砖木结构，有的已砌好地基，有的砌了一层，有的只差墙壁没有粉刷，有的门窗未装玻璃。我的印象是：南斯拉夫的农村是相当兴旺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能比城市小一些。
当然，经济危机的综合表现通货膨胀我们是耳闻目睹的。我们每天吃早餐，一盘火腿只有薄薄的几片，要1000第纳尔（当时950第纳尔兑换一美元），一盘火腿煎鸡蛋要2000第纳尔。我国驻南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市场上一头大蒜卖一美元，一颗大葱也卖一美元。物价失控，是南斯拉夫人最担心的。我们在那里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已高达136％，超过联邦政府计划控制的一倍以上。《政治报》（相当于两份《人民日报》的篇幅），年初时每份100第纳尔，年中时150第纳尔，10月份涨到200第纳尔。由于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计划增涨率，据说联邦政府年初作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第三季度就用光了，要不是及时追加预算，连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
经济危机还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到期外债无力偿还。南斯拉夫的外债总额200亿美元，每年要用社会总产值的10％或外汇收入的45％来偿还到期外债本息。这已经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另一个是企业亏损严重。据南官方统计，去年上半年有3645家企业（占总企业数的1／8）出现亏损，涉及职工90万（约占职工总数的1／6），亏损总额为11570亿第纳尔，为前年同期的3倍。
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南斯拉夫同志说，受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人。一是靠退休金生活的人。他们的工资是按上一年的物价指数定的，今年的物价上涨了一倍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还没有去年的一半。二是没有工作的人。这部分人大都是大学和高中毕业生，估计全国有100多万。南斯拉夫的大、中学学生，政府是不管分配的，全靠自己找门路。近几年来，经济发展缓慢，许多部门、企业都叫人多，特别是城市，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要想找个工作，谈何容易。给我们作翻译的玛丽娜小姐就是一个。她先在平壤后在北京学习朝文和中文，1985年毕业回国至今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现在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临时教中文，同时给电视台翻译中国影片。我们访问时电视台放映的《春天里的秋天》，字幕就是她翻译的。她说，这两项工作的收入，还不够维持生活。她已经28岁了，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至于有固定工作的人，特别是生产部门的工人，生活虽受影响，但不大。因为按照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原则，每个企业的工资是由工人委员会定的。水涨船高，物价上涨多少，工资提高多少。当然，这里面难免有用生产资金来发工资的，也难免有靠向银行贷款来发工资的。
谈到经济危机的根源，南斯拉夫的同志都追溯到60年代中期。那时候，南斯拉夫实行高消费政策，企图用消费来刺激生产。结果是消费增长快，生产增长慢，生产不能满足消费需要。60年代末期，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利率低，钱很容易借。他们说，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那时取消了中央投资制度，把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完全下放给共和国和企业，导致盲目投资、盲目借债。《共产主义者》周报主编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借的钱都用来盖大楼和修公路了。”我知道，他是极而言之。不过，联邦执委会委员科瓦奇、《政治报》经济评论员罗加都认为，钱确实没有用好。且不说有相当一部分贷款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即就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也不是用于开发本国资源，发展基础工业，而是用来发展得利快的加工工业，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而在加工工业中，又没有注意发展出口创汇企业，许多加工企业又完全依靠进口原材料生产，造成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进入80年代，外债陆续到期，新债借不来，每年还要拿出外汇收入的45％来偿还到期外债本息。拿剩下的外汇进口原材料，远远不能满足维持正常生产的需要，许多加工企业便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经济发展进入了低潮，而高消费却降不下来。于是，许多企业不得不靠提高产品价格来增加收入，或者靠向银行贷款来发工资。这正如联邦总理米库利奇指出的：“10多年来我们的消费超出了生产许可的范围，往往用借外债来填补这个亏空。当无法再用外债来补亏空时，就只能用通货膨胀来填补了。”
罗加同志说，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大家早就看得清清楚楚。1982年就制定了第一个反通货膨胀纲领，1983年又通过了发展生产、控制通货膨胀的综合计划——《经济稳定长期纲领》，只是收效甚微。现在的反通货膨胀新纲领（当时正在联邦议会讨论），虽然有新的内容，但许多措施是过去就提出了的。因此，对新的纲领能否行得通，能否兑现，也是众说纷纭，点头的和摇头的都有。
罗加说：不是联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它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科瓦奇和罗加同志和我们谈话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分别向他们请教：“南斯拉夫经济危机长期解决不了，是不是与政治体制有关？我们中国过去主要弊端是中央集权太多，企业没有自主权，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贵国好象跟我们相反，联邦政府权力太小，下面自主权太大。”
“是这样。”他们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回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