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红喜字——青年结婚费用上升瞭望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沉重的红喜字
　　——青年结婚费用上升瞭望
　　本报记者　罗盘　毛磊
“三黄一窝机”和“三级跳”
“三黄一窝鸡（机）”的含义，恐怕只有正在紧锣密鼓筹办婚事的青年人懂得。“三黄”，金戒子、金项链、金首饰；“一窝机”，电视机（彩色的）、洗衣机、冷冻机（冰箱）、录像机……。“三黄一窝机”，正是从1987年岁末进入1988年之初的青年人结婚的热门话题。置办这些物品，再加上“老三件”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至少需要7000元。然而，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抽样调查表明，这些城市平均每对男女青年的结婚费用已经超过8000元。这还仅仅是平均数。在上海，去年的结婚费用冠军，一场婚礼花去2万多元；在温州，去年的结婚费用“状元”，一场婚礼花去了8万元；而深圳的结婚费用冠军花费更多。
从1982年至今，中国城乡青年结婚费用的上升速度，简直就成了“三级跳”。1982年每对城市男女青年的平均结婚费用为3600多元，1984年为4500多元，1986年为5000多元，1987年为6000元以上，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许多地区每对农村男女青年的结婚费用也达到3000元以上，有的贫困地区，男方仅送彩礼一项就花去2100多元。
一对新人的肩膀，几乎不可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开销。在上海市，一对青年人婚事的开支，相当于双方辛苦积存6年，加上父母2000至3000元的补贴，再加上3000元左右的借债。背负巨债却又强颜欢笑办婚礼，个中缘由，似乎不仅仅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
压力和攀比
有些青年并不想在婚事上大肆铺张，但有时也经受不起各方面的压力。天津市一位因结婚花去5000多元的青年说：“我本来不想买那么多东西；也不想办那几十桌宴席。可是父母不答应，说苦点累点也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些，还给了我2000多元钱。”据对天津市千户居民的调查，平均每一个新家庭的组建，父母补贴在2800元以上。在浙江省杭州市，平均每对新婚家庭，父母的补贴为2000元。在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里，父母总是对成年的子女仍然有一种抚养的“责任感”，以下一代为重。这样，一些青年在办婚事时，一方面认为父母的钱是不要白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婚事办得不热闹，就对不起父母。传统的家庭抚养模式，对青年大办婚事，既是无形的压力，又是一种诱导。
青年之间的互相攀比，是促成结婚费用水涨船高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攀比中，部分青年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在婚礼中“出出风头”。在上海，有的男女青年，本来住在同一条街上，结婚时也要花钱包租豪华轿车，在城里兜风后才折回家中；附近虽有餐厅，但一定要到有名的大饭庄去设宴席；美容要上高档的美发厅，购物要名牌，香烟要洋的，彩电要“金星”，冰箱非“东芝”不可，旅行更是越远越好。上海新世界旅游社每月有5班新婚旅游车去北京，趟趟告满，该社去年上半年就已组织了千余人。同时，到上海附近度蜜月的则寥寥无几。一位从上海到北京度蜜月的青年说：“这趟旅行，阿拉（我）票子花了1000多元。”一位武汉青年说：“办婚事钱花得多，说明我有板眼（能耐），不然，在朋友们面前脸上就没光了。”
随着改革开放，城乡人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青年手中的钱也多了。
到了结婚时，他们几乎都要按照传统的婚礼消费模式花掉手中的钱——从购置老三件到添置新三件，从置办“三黄一窝机”到摆结婚宴席，或者去旅游，钱不够，就想方设法借债。后患是可想而知的。
花环和枷锁
结婚费用的上升，增加了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同时，结婚费用大大超出许多家庭的收入，给一些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为了办婚事，吉林长春市一位老人向亲属借款5000元，为此向亲友写下了10年还清计划，每天从饭碗中挤钱还债。有的青年人债台高筑，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在农村，抱娃娃亲、换亲和买卖婚姻又有所抬头。昂贵的结婚花环往往成为沉重的枷锁。
“七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有1000万对青年进入婚龄，60年代的人口出生高峰，势必造成80年代至90年代的结婚高峰。正确引导青年的结婚消费，并从政策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