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走向市场——民办科技实业家的选择与困惑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书生走向市场
　　——民办科技实业家的选择与困惑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老作家徐迟一曲《歌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式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千万读者的记忆中。独处斗室，不习俗务，整日整夜地伏案疾书……一时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剪影。
然而，1983年以来，在一场不那么起眼的人口转移发生后，人们自以为已经熟悉的“陈景润”们变得陌生起来。7.5万名知识分子从研究所、高等学府等处走出来，在近万家民办科技实业机构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他们西装革履，应酬自如，精明过人，满口“风险投资”、“市场占有率”，一上班首先看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昨天的商品销售额。有时，他们也会冷面无情地告诉一名不称职的雇员：“从明天起，您就不必来上班了……”
在这场人口转移的背后，是“赛先生”（科学）与“康先生”（商品）的历史性握手。
机会的诱惑
1983年，曾经在电影《刘三姐》中扮演秀才的何平，卖掉了家里的电视机和妻子的手表，自费前往京沪等地，采访100位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名人。这是一段感伤的旅程。何平耳闻目睹，由于“左”的势力迫害，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很多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几十年空怀报国志，晚年抱憾不已。这是一段感奋的旅程。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在北京寓所告诉何平：“搞商品经济，走市场调节的路，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回到桂林市群众艺术馆，访问记还没有写成，何平就递交了一份停薪留职报告。上面写道：长期以来，文化界人浮于事，人的因素得不到充分发挥，反而引起诸多矛盾，光阴过得十分可惜。现在全国性改革已经开始，趁我精力尚且旺盛之时，要做这场变革的促进者……曾经与妻子一道发明一种除臭剂的何平，办起了一个袖珍型的日用化工厂，以后又发展成为全市有名的民办科技企业——金桂花实业开发公司。
一年后的8月25日，在向以持重著称的清华园，一批50岁上下的“激进分子”一夜之间摘下名牌学府教师的桂冠，从教学大楼搬到一座地下室，创办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这是一批很优秀的教师，在科研、教学上已有成就，对自己在清华的位置本该比较满意了，“海华”副总经理成克强告诉记者，“他们唯一不满足的就是科研成果停留在样机、样品、展品的阶段。自己的同学、学生到了海外，很快就将成果推到市场上去，凭某项小技术发迹。清华每年有上千项成果问世，为什么不把它们推出去、商品化？”他们未尝不留恋清华“东方剑桥”的声誉，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清华“人才挤挤”的现实。同一档次的人太多了，有的系有高级职称的多达51％。一个教研组13名副教授，规定每年只有8名硕士生的招生额，只好轮着来，每每为分学生、分论文闹得不愉快。
一方面是人才稀缺，一方面是人才积压，以至内耗，这就是当代中国奇特的社会现象。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志祥介绍，据统计，上海现有科技人员55.3万，却有2／3的专业技术人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1／4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没有任务或任务不足而闲置。那么，积压的人才为什么不到市场第一线去试试身手，向社会证明他们的价值呢？有关部门曾对民办科技实业家的择业动机进行调查，发现有60.3％的科技人员追求“更好地施展个人的抱负、才干和特长”，有18.2％的人希望“投身改革实践”，11.1％的人为了“改善个人生活条件”，10.4％的人“谋求宽松环境”。
市场的魔障
“过去在研究所，我们是‘指兔子，打兔子，打到兔子抢兔子’；如今在民办科技机构，我们是‘找兔子，打兔子，加工兔子卖兔子’。”北京科海新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陈庆振，风趣地概括了书生走进市场前后行为方式的变化。
说起来惭愧，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反而长期处于最缺乏自主意识的境地。农民还知道地里该种些什么，而科技人员往往要等待行政渠道分配所有课题，等着上级为他指“兔子”。一旦打到“兔子”，达到某项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便欣欣然，把“兔子”往展室、仓库一丢，却为谁应该得头功争个不休。
如今，民办科技实业家们要用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到市场上去找“兔子”了。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彭树堂介绍，对北京160家民办科技机构的课题来源抽样调查表明：148家为自选自立，占92.5％；12家为国家下达（其中11家为国家部分下达），仅占7.5％。猎人的感觉不是三两天就能练出来的。科技人员过去习惯于按上级的指令和科学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形成封闭的、“超脱”的心理定势，对市场的瞬息万变，对人财物等棘手问题，即使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也难免力不从心。郑州市热镀锌研究会一会员自办研究所，认准热镀锌是本省空白，准备大干一番。可是，等他联系好厂家投产时，全省早已冒出五六家同类企业，市场已被占领，急得团团转。
“科海”总经理陈庆振坦率地说：“‘科海’发展到今天，有成功，也有失误，不过是成功比失误稍多一点。”1984年，“科海”准备把农村实用技术知识编制成教学录像带，提供给科技专业户放映，为此进口了一万台录像机。当他们兴冲冲地找到一家电视机厂，订购一万台20英寸彩电时，厂长劈头就问有没有商业部调拨指标，并实情相告自己只有3台彩电的支配权，他们一听傻了眼。没有彩电，转录权也迟迟批不下来，计划落了空，而录像机的销路又成了问题。挨到1986年7月，资金积压得受不了，只好低价抛出去。一笔生意就赔了100万元“学费”！
古语云：“书生报国一支笔。”在市场的舞台上，周旋于种种经济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之间，书生的一支笔有时显得那么单薄、乏力。
名分的困扰
听来的故事。某市人大代表开会，个体经营的民办科技实业家与贩菜、卖牛仔裤的编在一个“个体户组”。审议文件时，有人对这位科技实业家说：“数你读过几年书，你来念吧。”事后提起此事，这位科技实业家委屈地哭了。“个体户”的称号，似乎是对高尚的技术开发工作的亵渎。
“士不理财，文不经商。”传统文化场的魔力吸附着从书斋、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脚踵，使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社会上一些人认为科技人员经商是“不务正业”、“财迷心窍”、“高级倒爷”。河南新乡市一位退下来的高级技工，打算创办一个技术改造服务机构，子女觉得丢人，竭力反对，终成泡影。
成克强则承认，对“海华”的科技人员来说，远比“捞钱”的议论压力更大的，是“搞科研水平高，搞技术开发层次低”的成见。
河南省人才研究所24岁的翟为唐认为，民办科技机构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市场至今仍未出现。尽管不少科技人员苦于不能发挥作用，却不愿流动出来，承担风险，自谋生路。不少民办科技机构不得不大量聘用兼职技术人员。在北京200家民办科技机构中，辞职的科技人员仅占6％。
一个并非偶然的现象。在经历坎坷后，民办科技机构纷纷寻找挂靠单位。有的对挂靠单位的等级非常计较，不愿意到街道挂靠。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王铁鹰分析，由于我们对民办科技机构政策上的摇摆和不兑现，使一些科技实业家丧失“安全感”，总希望能挂靠一个后台比较硬的“婆婆”。在这种现象背后，还是那种“铁饭碗”保险的潜意识在涌动。
命中注定，这批书生将带着热情，带着困惑，站到市场前沿，促成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命中注定，这批书生将带着热情，带着困惑，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探索书斋治学与仕途治国以外的又一条道路；命中注定，这批书生将带着热情，带着困惑，把商品经济的竞争、效率、风险、人才、民主等观念注入我们的文化。
在市场的入口处，就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要根除一切犹疑、胆怯和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