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
　　何荣飞
温州近几年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在温州的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从所有制结构看，在温州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其中比重最大的三种：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7％，集体工业约占48％，个体工业占到34％。可以说个体经济在温州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这种情况是符合温州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温州城区和农村9个县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这种特点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建国以后，由于温州地处国防前线，国家在这个地区投资很少，城市里没有象样的国营大工业，技术力量薄弱，农村中集体经济基础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建设资金短缺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能指望国家拿出较多的投资用于温州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经济要迅速发展，单靠兴办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是不行的。只有多种经济成份一起上，才能有较好的效果。多种经济成份一起上，实际上就是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现在温州有14万户家庭工业，从业人员40万人，1986年家庭工业产值达12亿元。还有一批私营企业。他们没有花国家的投资，却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家庭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全市城乡商品市场的发展。全市城乡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482个，从业人员十万多人，并有农民购销员14万人。商品市场的发展，搞活了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一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税收，例如柳市电器产销基地每年提供的税收占整个乐清县税收的60％。二为集体提供了积累，例如在十大产销基地，集体的公共设施很多都是家庭工厂出资兴建的。三使农民真正富起来。在家庭工业发达的地区，许多农民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小康水平，耐用消费品进入农家，新建住宅鳞次栉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工业、私人企业、专业市场的发展，容纳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总数共约100多万人。温州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全市人均土地占有量0.45亩。全市农村250万农业劳动力中约有60％以上的剩余劳动力。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不允许他们兴办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国营、集体企业又吸收不了，那就没有多大出路了。现在，温州市人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通过兴办家庭工业和私人企业来转移、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既不花费国家和集体的投资，见效又快。从这里也可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只要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就没有理由加以指责，予以禁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一条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温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65％左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可以试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的。
其次，从分配方式看，在温州是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并存。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的。非按劳分配又有多种形式。有“按资分配”，如资金入股，收取股息红利；民间借贷收取较高利息。此外，还有按经营成果分配。温州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可以说大多是这种分配形式。经营成果的好坏，既有劳动的因素，更要看经营者信息是否灵通，敢不敢冒风险，决策能力如何。这种分配形式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非按劳分配因素中有合理的成份，也有不合理的成份。例如，在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很多农民供销员利用商品地区差价而暴富起来。但是，必须看到，不合理的成份往往与合理的成份交错在一起。农民购销员既有通过商品地区差价暴富起来的一面，又有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如果仅仅看到农民购销员消极的一面而简单地加以禁止，势必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允许其存在，同时又积极加以引导和管理。还应看到，不合理的成份是由于我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由于经济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不合理的成份将得到有效的限制并逐步消失。
第三，温州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差别相当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九个县中三个县（乐清、瑞安、瓯海）是比较发达的，三个县（苍南、平阳、洞头）是中等水平，还有三个是贫困县，即文成、泰顺、永嘉。同时，在非贫困县中也还有一些贫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地区的存在，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改革政策正在推动贫困地区一步步地好起来。在温州，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力诸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某些产业流向不发达地区，从而带动了不发达地区包括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发达地区（包括贫困地区）的过剩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他们赚到了钱，学到了技术以后，有的又返回原地发展当地的家庭工业。所以，认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会加剧地区分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会大大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第四，在温州，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富裕、小康、温饱、贫困四种类型并存的。在这四种类型中，富裕和贫困的毕竟是少数，小康和温饱型的占多数。富裕和贫困两种类型并存也同样不能看成是两极分化，因为贫困户的生活也比过去逐渐好起来，他们正在摆脱贫困，而不是越来越贫困。消灭贫困要靠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过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是这个过程中必要的一步。
总之，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有高有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看待这些现象，就会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前一阶段社会上一些人一直争论温州发展经济的做法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划不清界线，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掌握好一个理论武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果用这个理论作为标准看待温州的实践，很明显，温州的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温州出现的一些现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相反，如果脱离我国实际，用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标准甚至用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准，来看待温州发生的经济现象，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由此看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教育武装各级领导干部，对深入改革、推进四化进程，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