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界人士谈《企业法》——本报经济部邀请北京部分厂长、经理座谈纪要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企业界人士谈《企业法》
——本报经济部邀请北京部分厂长、经理座谈纪要
企业改革的深化，呼唤着《企业法》的出台。酝酿了多年的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将对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的根本任务、权利和义务，企业的领导体制、厂长的生产、民主管理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走上法制轨道。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界人士特别是企业家们对此十分关心，都有一些希望和想法。我们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出来，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编者
元月4日，本报经济部邀请北京部分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就《企业法》的制定、颁布、贯彻执行问题进行了座谈。现将他们的发言整理如下：
改革的深入，迫切需要有一个《企业法》，以巩固这几年来的改革成果。
徐孝纯（北京印染厂厂长）：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要增强这个细胞的活力，进一步搞活企业，迫切需要制定《企业法》，从法律上保障企业的法人地位。《企业法》，顾名思义就是企业的根本大法。有了责、权、利三者明确规定的《企业法》，办企业就有了方向，做到有章可循，依法行事，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不受干扰乃至侵犯，获得可靠保障。
李大林（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厂长）：《企业法》的制定和出台，时机已经成熟。9年改革，硕果累累；党的十三大，又为全面推进改革拓展了道路；今年还将在全国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改革成果亟需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企业法》的出台越快越好。如果再不出台，厂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将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厂长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也难以真正确立，那就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郑焕明（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经理）：现在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如果还是无法可依，厂长工作很难顺利进行。任何法律、法规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对《企业法》也不能要求一下子搞得尽善尽美，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从现实出发，不失时机地出台，如有不完善之处可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希望《企业法》确保企业家责、权、利的统一，推动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徐孝纯：按照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原则，厂长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应当拥有比较充分的权力。责、权、利三者务必配套。权力不充分，厂长就很难全面负责。厂长需要什么权力？无非是人、财、物、产、供、销。人事权客观上处于首位，副厂长如果仍由上级任命，他就会说我对上级机关负责，而不对厂长负责。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副手对厂长的工作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副厂级干部人选的决定权，还是给厂长为好。奖励权不给厂长，也不利于厂长的工作。当然，厂长行使奖励权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和听取职工的意见，必要时还可提交职代会进行讨论。
对经营者的利益如何保证，这是个大问题。前些时候，虽已规定厂长收入可高于工人1至3倍，但实际上多数落实不了。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主要问题是“谁来给”？哪个厂长能给自己加奖金？上面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只笼统地确定个数额原则，还是不好办的。经营者并不是只指厂长一个人，还应包括副厂长、中层干部等，是一群人。经营者的利益如果不从法律上给以切实保障，既不利于经营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也不利于企业的振兴、民族的兴旺。
李大林：对厂长应负的法律责任，需要规定得明确、具体，但也不宜只顾了这一头，而对厂长的权力和利益规定得笼而统之，不够具体明确。我们厂是生产塔吊的。哪地方塔吊倒了，我心里就害怕，要负法律责任。我当厂长第一天，北京一个地方倒了一台塔吊，赶紧派人去看。一看不是我们的事儿，才放心。这个心别人不用操，我李大林就得操。可现在，当厂长的“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厂长的社会地位太低，处处求人。厂长拿点钱，别人又眼红。（徐孝纯：现在不少厂长的收入低于他的司机。）希望《企业法》理直气壮地支持厂长，提高厂长的社会地位，为造就一大批企业家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
郑焕明：长期以来，厂长的社会地位如何，谁都比较清楚。形象一点说，真像个廉价的“小伙计”。上边随便哪个部门，来个小姑娘都能把你厂长数落一顿，甚至一个电话你就得走一趟。国外有的大企业家的收入比国家元首还高，我们不要求这个，但总得有个相当的社会地位，让企业家坐到他该坐的位置上。
安庆衡（北京齿轮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对厂长应负的法律责任无疑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相应地还要规定企业的经营效果与经营者利益的关系。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保障经营者的利益，有个更新观念的问题。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个体户多拿钱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辛苦；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也可多拿钱，因为贡献大。就是大中型企业搞得好的，厂长多拿点，各种阻力不小。（李大林：公司要奖励我700元，我就琢磨开了，给谁分一点？是给学校还是给幼儿园？）（本报经济部主任艾丰：应该多得嘛，你拿了，给你发条新闻。）（郑焕明：大林，我还是劝你别拿，老艾给你发新闻，你也别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上面得有个具体说法；二是要考虑职工群众的心理承受力。）思想观念不更新，拿了钱起不到好作用，不如不拿。
“媳妇”立了法，“婆婆”、“大姑子”、“小叔子”也应有法律制约。
李大林：《企业法》对厂长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保障厂长的法人地位和合法权益；二是要求厂长严格地依法办事。过去厂长难当，不是难在处理企业内部事务，而是来自企业外部的问题。现在企业好比是个“媳妇”，给“媳妇”立了法，有了规矩，而对“婆婆”、“大姑子”、“小叔子”等不立个法，也不行。就是说，《企业法》还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企业的主管部门，与企业有直接间接联系的有关部门，都应有必要的法律制约。这好比，一座立交桥建起来了，而其它路口还是个“腊子口”，车辆运行仍然不能畅通。所有路口都有了立交桥，道路才能畅通无阻。
郑焕明：立法需要配套，光有一个《企业法》是不够的。如果上级行政部门对企业横加干涉，使企业受了损失，谁负责？企业就怕来自上面个别领导干部的瞎指挥。不应该“婆婆”拍板，“媳妇”干事，干成了，上级领导正确；干不成，是企业的错误。汽车司机要听交通警的，交通警须按交通规则指挥，不是交通警说得不对也是对的。只有立法配套了，企业才能有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胡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企业法》的基本条文，对我们文化企业是同样适用的。但是，文化企业确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年来，文化企业的性质不很清楚，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我公司下面一些基层同志说，文化企业究竟是“公鸡”还是“母鸡”？强调“打鸣”——社会效益、精神文明时，说是“公鸡”；强调“生蛋”——经济效益、给国家积累财富时，就说它是“母鸡”。文化企业的“婆婆”更多，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没有什么企业自主权可言，可还要求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希望能继续制定包括所有企业的《企业法》，对文化企业也有个说法。
《企业法》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千万不要颁布了，谁也不去管。
郑焕明：近几年来，经济法律、法规制定了不少，这是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但是，有些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后，有有关部门组织贯彻实施；也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后，说谁都要执行，实际上却谁也没去管。《企业法》制定、颁布后，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利益，等等，都要来真格儿的。有了《企业法》，还需要有个实施细则，以使《企业法》的实施得到真正落实。（本报记者　鲁牧　皮树义
　杜飞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