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工作者要站稳人民的立场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科学工作者要站稳人民的立场
北京大学教务长兼植物系系主任 张景钺
一九五○年“五四”周年纪念日，我曾为北京大学纪念特刊写了一篇短文，我是这样开始的：
“五四运动将‘赛先生’同时和‘德先生’抬
出来。经过一番提倡，科学实际的工作也就在北
大萌蘖……在这块园地生了根。”
这篇文章登出以后，没有受到批评，相反地有人称赞过。足见在学校中，有不少人当时同意这种看法。但在今天，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我把这篇文章拿到小组讨论会上，全体都认为“生根”的看法是错误的。
是的，我们做了一些科学研究工作。是我们自己人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做的。在地质和生物科学中，我们用作研究的材料，也是本国的。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说科学在中国生了根呢？若果然是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并滋长起来，就应当成为中国人民的科学，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广大的人民也必然享受到这种科学的益处。
但实际是怎样呢？我们跑到欧美，学些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又向欧美购买了不少的仪器和图书，进行我们的所谓科学研究。我们所夸耀的研究成果，是与人民无关的东西。它们只不过在欧美科学的体系上增加了一些实例，并且大多数的作品是琐碎的无足轻重的。这种工作只能看作在别人的树上点缀了几朵花。若说的更老实些，只是在别人的鲜花下衬托了几片绿叶。我们还不曾将科学的种子种在中国土壤里，当然谈不到生根。这种科学是殖民地的科学，是给帝国主义服务的科学。
不仅是从物理、化学一类的科学工作中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即是具高度地方性的科学工作也是一样。以植物学为例，钱崇澍先生曾指出我们也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他说：
“在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陆续派了许多人到中国来调查植物，用了许多强暴方法渐自沿海区域深入内地。调查其名，探听中国情形是实。这些情形自考克斯著的中国植物采集记一书中可以看出。其后中国有了植物学工作者，帝国主义花了些金钱雇佣中国人调查植物，而我们自己也把整批植物标本向外国赠送。这不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么？”（见“中国植物学杂志”六卷一期）
过去我们中国有些植物标本上的标签，地名和人名是用西文拼音写的，以致现在难以查出标本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采集的。这件事从自主的科学看去是何等荒谬，但从为欧美帝国主义者服务的观点看去，却又是很自然的。
在解放两年多的今天，许多科学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思想上、情感上有时仍然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以致敌友不分，甚至敌友颠倒。至今，我们仍有些人迷恋欧美，怀疑苏联。我们对苏联的科学成就总觉不易接受。表面上我们说，科学家不应轻易置信。实际上是抗拒接受，借词掩饰。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对欧美的科学就很容易接受，而不取同样的怀疑态度呢？米邱林、李森科等苏联伟大科学工作者的学说，在中国生物科学界中的接受情形是如此迟缓，就是鲜明的例子。在抗拒接受苏联科学经验的人中，以往我也是一个。经过最近思想改造的学习和批评，使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
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真理我们都能理解。但在实际行动中，往往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脱离人民，站在敌人一边。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能站稳人民的立场，方可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