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忧虑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人口的忧虑
本报记者　艾笑
编者按：中国人口控制的成就，举世公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开放、改革的新形势下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经验。但是，由于我国进入了新的生育高峰期，许多新的情况给工作带来了空前的困难，近两年人口出生率回升的现象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要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认真抓紧贯彻，切实解决计划外多胎生育和早婚早育问题，坚决纠正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的计划生育工作放松与自流的现象。
去年，北京开始在农村推广“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要按人头重新调整。54岁的密云县十里堡乡靳各庄农民刘德财，忙去补报一个1983年出生的户口。
“大爷，他是您孙子？”
“不，是俺儿。”
“您老这么大年纪才有孩子真不易。”
“哪？早有了。前6个都是丫头。”
面对人口危机
这个“笑话”回味起来有点苦涩。因为它真实，因为它能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出成千上万个。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材料，1987年前三个季度，北京全市出生的婴儿是11.4万人，新报户口数却是12.7万。全市1至11月出生的计划外婴儿已有1万多人，他们96％来自只占居民总数不足2／5的农业人口。平谷、延庆等县的平均计划生育率仅为6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只有34％，处于半失控和失控状态。
按现行区划，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13万增加到1986年末的971.2万多人。37年内，增加了558.2万人，其中自然增长422万，占总人口的75.6％。在1964年以前未提倡计划生育的15年内，自然增长人口达237万。70年代后期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到现在的十六七年里，自然增长185万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北京全市累计还要多生260万人！
据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在辽宁，去年头三个季度全省出生了42.5万多人，比前年同期多生近7.5万人，增长21.4％，出生率为11.37‰，比前年同期增加1.91‰，自然增长率达到8.04‰，比前年同期增加2.03‰。全省人口出生率高于14‰的农村区县就有12个，如大连市的长海县，高达22.02‰，出生人口比前年同期增长了1.02倍。
至于在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和排行第四的江苏省，则在1985年之前就出现个别地区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成倍、成2倍、成3倍增长的现象。
应当指出，上述地区都是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效果比较突出的地区。抓得差的地区，情况就更严重了。
有关部门估计，1987年年末我国总人口达到10.722亿人，比1986年增加1499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08‰，净增人数将超过计划149万人。按此自然增长率发展，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最低数将达12.84多亿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基数这么大，再加上碰上生育高峰期，正在持续增长的我国人口状况，实际上是处在危机中。
必须靠计划生育
有人认为：只有经济发达了，人口才会降下来。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生育观转变——出生率下降。不错，工业发达国家有这样的实例，英国1740年人口出生率33.3‰，1916年降到了22‰；瑞典1860年人口出生率34.7‰，1 917年降到了20.7‰。一个用了176年，一个用了57年。
从我国38年走过的道路看，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不仅不会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反而会使人口增长率上升。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分析了有关情况：1949年到1954年，由于我国制止了通货膨胀、实行了土地改革、安排大量工人就业，城乡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这时的人口出生率依然维持在解放前的37‰。而这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前的27‰下降为13‰，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由解放前的10‰提高到20‰。195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1955年人口出生率便下降到32‰。1966年“文革”开始，计划生育不抓了，出生率立即回升到35‰。1966年到1972年的七年间，出生率平均达到33‰。1973年，国务院决定把人口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推行计划生育，当年人口出生率便降为29‰。1973年到1986年的14年间，出生率平均降为20‰。
同是亚洲国家，从50年代开始，日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出生率1953年是21.5‰，到1978年降到19.4‰，25年里下降了1／10；而我国1953年到1978年的25年里，却由37‰下降到18.25‰，约降低1／2。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进入了非常活跃的时期。在对我国生育水平起着主要影响的广大农村，首当其冲地接受了这一环境变动。由于部分农村经济利害关系表面化、某些人全局观念淡化、旧意识还在顽固地起作用，计划生育工作稍一放松，一些地区就出现了人口失控现象。
实施何其难
人口问题关系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具有长期、重要的影响。因此，制订人口政策必须从社会、经济、人口过程、生态等各个角度全面综合考虑。中国具体制订并执行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已近10年。有的计划生育工作者说：“这是艰辛痛苦的10年。”
在去年末于北京召开的一次计划生育政策理论研讨会上，一些人口专家分析了我们的国情。我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以家庭承包经营劳动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客观要求是：一个家庭里必须要有男性劳动力，否则，极需体力的小生产经营就不能维持；某些农活必须靠一定的劳动组合才能完成，人手少了不行；新的劳动力必须及时接替。这些客观要求综合为生育上的观念是：必须有男孩，至少有2至3个孩子或越多越好，早婚早育。
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步伐在加快，人们在几十年的低生活水平徘徊之后，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向往一个较为丰裕的经济资源环境，不希望激增的人口白白消耗掉国民收入的增长部分，便要求人口的增长有高度计划性。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这两种矛盾和冲突中产生和实施的。一个政策如果脱离现实的可能性，必然会遇到实施上的阻力；而一味考虑政策是否完全合乎一家一户百姓的意愿，又为国家整体和民族长远利益所不容。这正是科学、合理、可行地制订和实施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困难所在。
实事求是地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不是自然法则中的绝对真理。但是，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必须提倡。这是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有困难的夫妇“开个小口”，“拉开档生两个”，也是合理和可行的，这是逐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体现。但是这“口子”开在什么时候、怎样开就很关键，如果开在生育高峰期，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对基层加以有效的计划控制，就会酿成后患。
让民众理解这些，也许困难会显得小一些。
10年，对历史长河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否已经协调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呢？
协调表现在应能使人口与经济互相促进。人口对消费的需求为经济提供了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满足了人口的消费要求，并提出对不同智力结构的劳力要求。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提供合格的人才、人力，经济发展又为提高人口素质准备了条件。经历十分复杂的过程，最终才能在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协调状态。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朱楚珠教授认为，目前，我国远没出现这种协调状态，人口与经济还未进入良性循环。对中国人口发展政策作重大调整的时机并没出现，我们的政策需要继续和长期稳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5年全国人口的出生率高于1984年，1986年这种回升更为明显，出生率达到20.8‰，自然增长率达到14.08‰，是近4年来出生率最高的一年。形成这种快速增长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客观自然原因，也有主观因素，还有工作中的问题。
比如：人口增长自然规律的作用表现在，20年前的生育高峰反映到今天，使我们处于新的生育高峰。重庆市统计，1978至1982年间，年满20岁的女性人口进入婚期的每年平均有7万多人，而1983年到1987年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万人。北京市1983年和1986年的新婚人数都要比上一年增加一万多对，并预计15年内都可能保持这一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一批科学工作者去年到几个省调查考察发现，生育意愿在顽强地起着作用。据多种抽样调查反映，城镇生育意愿一胎的只占一半多点，农村生育意愿2胎的达90％以上。加上有些群众怕政策变动，采取抢生、躲生，造成既成事实。
在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中，出现了原来计划生育越是抓得好的地方人口增长速度越快的情况，原因是多年来在大范围提倡只生一个，积累的需照顾的二胎较多。
工作方面的问题，是由于前段完善政策宣传中有一定的片面性，使一些基层计划生育干部产生观望、等待等心理，不敢、不愿抓工作。随着开放搞活，流动人口大大增加，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的常住流动人口达130万，北京达110万，这中间就有不少流动出来躲生的。江苏张家港市去年计划外生育的76.51％，是出自在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惩政策落实的效果不好，钱多的不怕罚，“用钱买儿子”理直气壮；穷的没钱也不能对他怎么样，生孩子竟也理直气壮。该奖的也奖不起；一些基层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坏影响；某些节育技术水平低造成失误……
计划生育工作是当前最难做的工作之一。这几年，各级计划生育工作部门在新形势下努力做好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最困难的还是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干部，有人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五加皮”，即“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烂嘴皮、跑破脚皮、饿着肚皮”。他们的工作，需要各级领导和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向明提出告诫：目前这次生育高峰将要持续到“八五”期间。在整个生育高峰期间，国家的生育政策要稳定，不宜多变和突变，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连续性，完善政策的某些措施则应谨慎妥当。
控制人口增长数量，只是人口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总体战略还应当包括人口素质、人口结构。针对本世纪末最紧迫的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宜先把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及其家庭问题、多胎生育普遍存在的问题等同总和生育率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研究、综合治理，勿孤立地只求降低出生率。
还有不少问题：如完成国家人口指标与完善生育政策的关系、预防怀孕与孕后补救的关系、晚婚晚育与性知识普及的关系、优生研究、性别比等，都摆在我们面前，也需要及时地给予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