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脚楼的笑声——湘西印象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吊脚楼的笑声
——湘西印象记
本报记者　梅洪如
一阵小雨过后，空气中飘溢着湿润的泥土气息，马路上行人疏疏，听不见车马的嘈杂声。我们漫步在老作家沈从文曾细腻描绘的湘西凤凰县酋水河旁。此刻，小小县城的夜晚宁静而富有生气。文化宫里年轻人跳着欢快的迪斯科；戏院里锣鼓震耳，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古老的地方戏；苗家的吊脚楼里不时传来朋友相聚的欢笑声……显然，当年沈先生笔下曾流淌的沿岸人民的辛酸已成历史陈迹，湘西大变了。
“凤凰”不朝山外飞
我是在去年9月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欢度30周年州庆后，踏上这块向往已久的陌生土地的。转过几个县市以后，到达自治州最南端的凤凰县。
凤凰县的经济发展速度引人瞩目。9年前，这个县穷得大约1／4的人吃不饱肚子；大姑娘很难穿上一条囫囵裤子；山里的“凤凰”接连着往外飞，留下了不少老光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凤凰县城乡，经济面貌飞速改变。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经济开始上升的1980年增长5倍。以往全县每年要国家财政补贴几百万元，1984年起连续4年上交国家700万元。城镇居民争着买彩电，农村掀起了盖房热，如今的“凤凰”再也不朝山外飞了。
商品经济的植入，使湘西社会内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千百年来沉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快速解体。过去，湘西人卖东西不用衡器，按堆论价，收了整钱不好意思收零钱。山里妇女上墟场出售土产品，将草标往背篓上一插，以示出售，自己则躲到一旁，看着买主自行取货、放钱，从不上前讨价还价。但是，今天湘西的大气候毕竟变了，我们在各地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不论墟场上，还是在新开辟的旅游区，到处都有老人、妇女在做生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少数民族姑娘，提着秤在给顾客称梨、板栗或熟红薯等，一两一两地报秤，一分一分地收钱，一点也看不出不自然的神色。生意往来、等价交换已被视为天公地道的事。往昔从未下过山的老人为了同外地人打交道，新学会了普通话；有的小贩还会几句英语。在各旅游区，农民纷纷开办摄影、导游、饭店、旅馆等服务业，这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产业。张家界山顶上有家彭姓土家族农民，承包了一爿国营饭店，使这家饭店生意红火，上山的游客都乐意进店，吃上一餐颇具风味的饭菜。
田园圈不住农民的心
世代相袭的田园再也圈不住新一代农民的心，不少人脱离农业，到外部世界去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大庸市农村4000多名姑娘，摒弃“女儿守灶房”的世俗偏见，自带口粮、资金，到市里去拜师学艺。她们学会了刺绣、编织、修理等手艺后，有的进工厂，有的就在市里开店、设摊做生意。
新体制、新思想造成了武陵山区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是城乡集市贸易，与1978年相比，现在全州墟场、集市总数增加了60％；集市贸易总额增长7倍。湘西与川、黔、鄂接壤，这几年，边境集市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具有苗家“王府井”（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之称的腊尔山夺希墟场，1978年以前每场赶集者不足2000人，如今每场1.5万人左右。自治州首府吉首市，解放前只是个集镇，现在已变成一个繁华、整洁的工商业城市，从全国各地来的客商每天有数百到1000人。旧时沿河的吊脚楼，现已焕然一新，办起了许多民族风情浓郁的旅馆饭店。
商品经济搞活了武陵山区，自治州9年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8.1％，1987年达16.5亿元，比1978年翻一番多。农民年均纯收入9年前不足60元，如今已提高到240元；城镇职工年均纯收入由9年前的480元提高到现在的1240元。
吉首市有位经营布匹、服装的个体户，十三大以后自动向国家补交了1万多元税款。她对记者说，过去她怕生意做不长，所以要“留一手”。十三大期间，她坐在电视机前一字不落地聆听了赵紫阳同志的报告，相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政策不会改变。于是她放心了，再不同党和政府搞“二心”了。这位个体户的思想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湘西30年来的历史教训的折射。
湘西自治州党委书记杨正午同志对记者说：湘西这几年进步的关键是找到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钥匙；今后湘西人民要脱贫治穷，仍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杨正午是土家族人，他最熟悉湘西的历史和人民的思想。他说的话总结过去，瞻望未来，说出了280万湘西人民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