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文化的延续和积累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重版——文化的延续和积累
叶君健
我国的出版界，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点就是不大重版已出版过的书。出版社每年送给出版领导部门的总结报告或在报刊上宣布的出版数字，总是举出出版了新书多少种，以此作为“成绩”，而不大提重版了旧书多少种——无法提，因为没有重版多少旧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今年出版一部作品，是“新书”，到明年出版社不给他重版，就成了明日黄花，被人忘了，到后年当然更不会重版，那就逐渐死亡了。而西方国家的作家，为了防止自己作品的死亡，总要在出版合同上定这样一条：作品在市面上脱销半年后，出版社如不重版，即自动丧失该书的出版权。
由此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延续和积累。当代的作品不断产生，由于不重版而不断死亡，文化怎能延续，怎能积累呢？至于老一代作家的作品，尽管人现在还活着，但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死亡了。五十年代曾经产生过一些重要作品。现在能在哪一家新华书店门市部买得到？好的文学作品从没有“过时”的问题。它们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不能说它们的内容与某些现行政策或风尚不符就算“陈旧”了，不值一顾了。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辉煌位置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在哪一家书店能买到鲁迅的《呐喊》、《野草》、《彷徨》和《阿Q正传》等书的单行本或普及本？诚然，现在也出版了一些“全集”和“文集”，但这类书的对象主要是图书馆或某些特定的知识层，并不能普及到民众中去。而且它们出了一次，大概也不一定会再重版了——当然我们希望出版社能不断重版，新华书店不断提供可供重版的印数。
于是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文化有“断代”的危险。现在的青年，包括不少知识分子，且不说我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学著作，即使过去不久的“五四”以来作家的作品，恐怕知道或读过的也不多。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买不到。民族的文化总是有延续性的。如果这个文化一断代，你怎么能创新、怎么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呢？精神文明更从何谈起？巴金同志曾经多次提出我们的文学应该面向世界。但我们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况，本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都读不到，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曾访问过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那里中文部主任曾向我抱怨，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他们怎么也配不齐，即使先把钱汇到国际书店也买不到，因此那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感到书荒了。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书店，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古典、现代和当代作品的重版本和普及本，琳琅满目，其数量远远超过当前的新作品。他们这样做不一定是着眼于文化的延续和积累，主要还是经济效益，因为重版的作品成本低，既适合群众的购买力（定价可以低一些），又可以节约生产的开支。但这种作法却无形起到了文化延续、积累和普及的作用。一些有威望的出版社并不都想在一本初版“新书”上获利，有时甚至还准备赔点本，因为初版新书放进市场，主要作用是收集反馈信息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布置重版和扩大宣传，以求真正取得经济效益。所以出版社的持续利润是从不断重版所谓“保留节目”而来。把宝押在一次性的“新书”上是一种助长投文化之机的作法。这无论是对国家和出版社本身，或从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讲，都是浪费。我们的出版社大都既无
“物”的财富，即“保留节目”，也无“人”的财富，即相对稳定的作家队伍，从何谈“出版事业”？我们的许多作家，今天在这个出版社出一本书，明天在另一个出版社出另一本书。一个出版社无自己固定的作家队伍，也就没有风格个性；作家满天飞，实际上等于到处打零工。所以文化也就谈不上延续和积累。这个局面似乎到了应该切切实实加以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