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猪的种种议论——来信来稿综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吃肉养猪和改革

关于猪的种种议论
——来信来稿综述
当1988年开始的时候，农村经济话题的热点，转到“猪”的身上。元旦过后，本报编辑部每天接到几十封乃至上百封这样的来信。城里人与乡下人、政府与人民、生产者与消费者、学者与实干家，对“猪”发生各种议论，沸沸扬扬。
城里人的话：票证，涨价，何时是头？
上海市同求实来信对票证表示不满：“上海每人每月只可购3元钱的肉，熟食也要肉票，真少得可怜。不是说形势大好吗？为什么大多数票证逐渐恢复？”
陕西省王树田对涨价不满：“我们这儿市场上的猪肉价格猛涨。1986年每公斤2.4元，1987年6月份以后，几乎每隔半月涨一次，现在每公斤4.2元。更加使人不安的是，鸡、鸭、鱼也跟着涨。这种涨价何时是个头？”
城里人的话：价格上涨是正常的。
同是城市居民的四川省胡怀亮却有相反的看法：“猪肉价格上涨是正常的，早涨价比迟涨价好。这是因为，现在农民养猪，几乎是赔本的。以四川省现行的物价计算，把一头10公斤重的猪养到90公斤，耗成本203元，只能卖198元，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会再做赔本的生意。”
北京市5位干部考察了黄淮海地区20多个县。城里人了解了农村之后，说的话便大不一样：“所见所闻，感触颇深。听到最多的是养猪不合算、许多养猪大户破产、母猪被杀和农民卖猪受刁难的事。在河南，小仔猪1元3斤还卖不出去，有个农民最后干脆把十几只小猪都放跑了。这几年城市猪肉价格虽略有提高，但和饲养成本的提高来比，就算不了什么。”
农民的话：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
云南省孙兴勤来信描述了去年12月他看到的情景：“解乔风提着一头刚死的小花猪进来，没开口先流泪，边哭边讲。原来，解家1984年开始承包猪场。头一年十分顺利，但后来小春受灾，饲料供应不足，不得不忍痛用小架猪与粮食部门换细糠。仅1986年就用30头小架猪，以每公斤两元的价格（约低于市场价30％）换得平价细糠8000公斤。区里在猪场旁建盖疏水沟，脏水漫进猪舍，仔猪饮了脏水和尿，纷纷发病死去。生猪出栏逐年减少：1984年50多头，1985年40多头，1986年31头，1987年前11个月一头也没有。养猪由盈余变亏损。”
“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的状况，多年来没有改变。但是，只要农民养了猪，就有许多要钱的手伸过来。四川省重庆市郑常光在来信中列举了每头猪从配种到屠宰销售的16项费用负担：配种费、阉割费、零商税、防疫费、行户费、管理费、检疫费、品改费、刀儿费、滩子费……五花八门，共计28.7元。
农民的话：这就是无形的答复。
辽宁省卢圣海在信中说：“原来农民卖猪，点头哈腰，给烟上贡，说小话，说好话，还怕人家不收。如果收了，弄不好还给你扣秤。农民嘴上不敢说，心里明白。少养、不养了。这就是无形的答复。现在，人们吃肉成了难题，只好反过来，收购的人要到农民家里说小话……”
农民的话：关卡政策是自杀政策。
各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还是难以保证城镇猪肉的供应。于是，已放开的猪肉市场纷纷关闭，到处都在设卡、限价。这又引起农民更多的不满。浙江省奉化县汪绍木来信说：“上个月，县物价局、工商所统一召开屠宰户会议，对猪购销实行最高限价，规定谁超价，就罚款，取消屠宰执照。第二天，农民谁也不愿卖猪了。一个镇的集市，一天只收到两三头猪，不到两小时全卖光。居民只好空着篮子回家。以前埋怨肉价贵，现在埋怨没有肉，说不该限价。紧接着，外县的屠夫偷偷来我镇大量高价收购。本镇的猪源源外流，市场更紧张。”
1987年生猪饲养量比头一年增长7.5％的江西省东乡县，一个月来生猪购销也遭“梗阻”。张国强来信说：“有关部门下文件禁止外流。在通往广东、福建的沿途设有许多关卡，对生猪贩运户采取刁难、罚款、扣压、索贿等手段。全县贩运生猪汽车由10月份的60多辆减至现在的十来辆。外销受阻后，本地猪价直线下降。
甘肃省临洮县杨其荣来信说：“我们这里在紧要路口都设了检查站，禁止生猪外流。凡过路的生猪一律强行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似乎农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农民怀疑是十三大的政策变了。”
从猪的波动谈经济改革
来信分析了生猪产销大幅度波动的种种原因。诸如饲料涨价，猪粮比价不合理；政策太死，且不稳定；各种费税负担重；饲养方式落后；购销体制不合理，等等。也有不少来信涉及到更广泛、更深入的问题，从猪的产销谈到经济政策。
——生猪生产的徘徊主要导因于我国土地资源的紧缺。湖北省李华写道：“我国粮食总量的有限决定了饲料的短缺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制约着生猪的发展，而目前以生猪为主的畜禽品种结构极不合理。据测算，我国的饲料转化率分别是，猪肉5至8∶1，禽肉3∶1，禽蛋3∶1，奶2∶1，淡水鱼虾1.5∶1。猪的饲料转化率最低。可见，现有的畜禽品种结构一方面加剧了饲料粮总体供应短缺，另一方面造成饲料的严重浪费”。
——国家现行的补贴政策不合理。河北省赵庆友说：“北京猪肉紧张跟河北有关，河北的紧张跟东北有关。东北地区近几年粮食丰收，每年约有上百亿公斤待外运。国家每调出一吨粮要补贴80元，每从关内调进东北一吨猪肉要补贴300元。这些年这么调入调出，已补贴近10亿元。如果用这笔钱发展养猪，东北地区的猪肉问题早解决了。”
——现行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应变能力极低。北京市马素兰等同志指出：“各部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饲料质次价高，农民有苦难言，粮食部门却大发其财；食品外贸部门管收购却管不了价格，多收购多赔钱，所以宁肯让冷库空着也不收购；畜牧部门只管生产却管不了饲料销售。这种体制下难免稍有波动就出现危机。”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粮食政策。山东省翟爱民认为：“不能光把眼睛盯在养猪本身，应从整体上看，这几年农村改革并没跳出“粮食计划供应”的圈子，生猪减少只是一个表现，粮食生产的不稳定状态是根本问题。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期内仍然要靠粮食为饲料，这是由于先进的养猪技术及设施一时还无法使用，无法使用的原因是没有资金，没有资金的原因是积累太少，积累太少的原因是粮食收购价格太低。不反映劳动价值，实质上是被‘计划供应’占去了。”
“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所有部门都围着一个问题转——利益。争利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争利的过程中能不能为整个社会增加财富。粮食与猪都是能成为致富盈利的条件的。为什么在我们手底下会越转越少呢？这不是管理体制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废除‘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才能得到解决，真正的突破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