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舒展些　拍得洒脱些——访张艺谋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活得舒展些　拍得洒脱些
——访张艺谋
李彤
张艺谋，36岁，人称“秦国人”。供职于电影界，身穿广西厂的工作服，却接连在西安厂拍片，不知其所司何职。先以《黄土地》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继因《老井》获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近日又执导了《红高粱》。
记者：吴天明在东京领奖台上说：张艺谋听到他获奖的消息后，一定会就地翻几个跟头。他说对了吗？
张：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宁夏荒原上拍《红高粱》中祭酒神的镜头。伙伴们先冲我怪笑，然后又把我抛起来。我当演员纯粹是撞上的，我认真去做了，“本色”到底，大概是“一次性”的吧！当你突然发现自己多做了一件原以为不可能做的事，也是愉快的。这段经历对当导演有好处，知道了怎样才能把演员发挥出来。干过摄影的好处更明显，如果能再多干几样会更有好处。当导演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一直攒着想法，等待机会，因为我觉得当导演更能表现个性。
记者：《黄土地》你一心扶助陈凯歌，《老井》你全力贴近吴天明，《红高粱》里又跳出一个与他们都不同的张艺谋。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吧？
张：（微笑）电影是人与人交流的一个很大的媒介。创作者都是想发言，若是出世的人就不必创作了，“自娱说”也是假的，发了言就希望人家有反应、有共鸣、有理解。当导演就是一个最好的发言席位。我对电影有一种迷恋，朋友之间曾开玩笑说：电影是条“贼船”，上去就下不来了。
记者：你对同辈青年导演的探索怎么看？
张：我们这批人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怀着求变、对传统进行反拨的强烈愿望，要抛弃高度戏剧性的手法而换一种拍法。当我们慢慢认识到淡化过火效果不佳时，便会自觉调整。我佩服陈凯歌艺术追求的执著。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形态太少了，应该多些、丰富些。我不愿重复别人，而这恰恰需要多看别人的作品。每次出国我都拚命看电影，听不懂也硬看，无非是一段故事，看人家怎么把它讲出来。我看好电影，也看差电影，认识到“不能”这么拍，有时比“能”更重要。
记者：现在我们来谈谈《红高粱》吧。电影比小说原作有了较大变化，你着意想表现什么呢？
张：我认为小说里的刺激性场面或“魔幻”手法都是次要的，它最打动我的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传奇，是充满活力的人，是那种豪放舒展的活法。高粱与人结合为一体，这里没有扭曲的心态，没有女人的重负或男人的萎缩，有的是热血沸腾的活力。中国人应该活得舒展些。我们的祖上曾经是有声有色的，活得洒脱，死得痛快，但近几百年快折腾没了。今天我们要强起来，除了经济实力以外，重要的是心态的振奋。我想表现人一种本质的对生命的爱、对践踏生命者（日寇是其象征）的恨，想唱出一曲对具有理想色彩的人格的赞歌。
记者：现在看影片，这股劲儿出来了。是否再说说你的艺术追求？
张：我们试图达到雅俗的结合，或者叫可思性与可视性的结合。在国际电影节上听外国影评家评电影，他们首先说“好看”或“不好看”，然后才作分析。我想让独具性格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与造型、音响的因素融合在一起，造成一种传奇色彩。有一种说法，年轻导演只让演员当工具、当符号，你看我们片中的姜文是这样吗？我想拍得没有奶油气，没有矫饰气，不用细腻的心态描绘，而用豪放的粗笔触，有意识地糙一点。跟影片要表现的内容相适应，我们抱着自由的、不受束缚的态度去拍，也可以叫“没王法”。比如当地并没有“颠轿”的风俗，高粱酒我们也不知该怎么造，我们就琢磨着这么拍了。（记者：我们也相信了：这就是婚俗，这就是造酒工艺，而且还很有意思。）能不能这么说：在艺术中可以强化某种民俗？在摄影方面，我们强调动——人的动和摄影机的动。因为剧中人和幕后人都有热情，我们希望摄影机也有热情。这与《黄土地》中为表现情绪的沉重、迟缓而多采用静止镜头，也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还有节奏，我希望做到“密不透风，疏可走马”，适应观众心理张弛的节奏。节奏，是最考验导演功力的。
记者：某报称你“影坛奇才”，有人叫你“获奖专业户”，对此你有何话说？
张：《红高粱》里有一句台词：“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杂种九个混蛋。”也许本片和我本人也是一个“杂种”吧？还有人打了这么个比方：别人拍片是把直的拧成麻花，而我们这片子是把麻花抻直了。
记者：无论是为人或为艺，这个“直麻花”都有些嚼头呢！（附图片）
张守义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