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察与超越——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省察与超越
——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想到的
杨义
中国文化在近代由盛遽衰，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在反省这个文化之谜的时候，有一个独具思路的思考者，他的固执的性格和浮沉不常的命运本身，也象谜一般令人困惑。这里指的是梁漱溟先生，他在20年代建构自己的文化哲学，经过数十年的沉没之后，在80年代又象出土文物一般为人珍视。
这也是一件“出土文物”：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年初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重印。它把中国文化之谜的谜底概括成一句话：“归根结蒂，一切一切，总不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个问题而已。”这是一部颇值得一读的书，花费梁氏自1941至1949年的九年心血，对中国文化的奥秘体悟得甚为精细，堪称梁氏文化思想的结晶。假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氏哲学的揭晓，那么这本书就是他的哲学的终结。它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模式进行严密的平行比较，它以宗教问题作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认为西洋文化以基督教为中心，趋向集团生活；而中国文化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结果，促成了中国人“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的民族精神，社会上只有职业之分途，没有阶级之存在。在以伦理组织社会中，中国人专心向里用力，反身切己，修己安人，践形尽性，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理性早启而对科学却笼统模糊，社会发展也陷于一治一乱的盘旋不进之中。它系统地比较着东西文化的异同，体味着传统文化的气质和优劣，于伦理性情中颇多发见，于社会政治上失乎幼稚，殊可以其真知和谬见兼陈，触发人们多层面的思考。
俗语云：“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因而比它浩瀚得不知多少倍的中国文化史，更不是一条思路所能穷尽。我曾想：先秦文化，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孔孟之学有人类中年之老成，申韩之术有人类壮年之刚烈，老庄之道则在少年之活泼中杂进老年之清静。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多元并起，据理相争，从总体上构成了和显示了东方人类青春期的充沛之气。两汉以降，适应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儒学为宗主，统摄道、法，融合外来的兼具青年人想象和老年人空幻心境的佛学，中国文化就变得少年老成了。这种圆熟老到的文化气质，既压抑了正常的少年人类和希腊人那样的血性生命，又能以早熟的智慧称雄于世。宋明理学一兴，早熟的智慧化作祖宗的灵光，滋生于世界文化史上最顽固的守成惰力。于是子民们便只好“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鲁迅语）了。
对于如此层面丰富、行程曲折的文化，自然应该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反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反省成为民族思维的焦点以来，主要的反省路线有两条：一条以鲁迅为代表，一条以梁漱溟为代表。鲁迅毅然肩着传统的黑暗闸门，放青年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合理地做人，他的反省路线是在痛苦的叛逆中追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梁漱溟则口口声声地援引梁启超、严复、张东荪，静观地探寻着周孔教化的古梦，他的反省路线是在陶然认同的心态中要求保守民族文化的古老的血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云：“我从20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却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善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那时，他把孔子之路视为“至善至美”，是在文化危机中追求超脱的梦。越20余年后，梁漱溟对这种认识的局限性有所省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累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致使“产业革命之不见”。这些见解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梁氏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劫而形成的儒学复兴的思想，在经历抗日战争之后发生了变迁。他已经走到了超越新儒学畛域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