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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纠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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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1-12-25
第3版()
专栏:

为彻底纠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
王亚平
北京市的通俗文艺工作,两年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组织、教育工作和创作方面,产生了不少作品,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成绩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过我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整个工作或整个领导的检讨,而只是就我个人
(一个在这工作中比较负责的人)及一部分同我工作较接近的同志来谈。我以为我们是有严重缺点的,我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及时认真地检查通俗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用“灵感”式的方法来领导工作。这样就造成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或放弃了思想领导,不能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的错误,增长了夸功、自满、自大的思想,形成创作上粗制滥造的作风。在某些地方投降了旧形式,不断地发生政治上的错误,在群众中散布了不良影响。
我们曾提出“夺取封建文艺阵地”的口号,也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可是对于北京封建文艺阵地的具体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工作上就产生了盲目性。在创作上,我们有“只求无害”的想法,以为只要没有毒害就可以写,可以发表。在剧本写作上以为只要写出来能演,总比老的封建迷信的戏好。甚至还错误地以为群众觉悟不够,还不到吃“馒头”的程度,给他们“窝窝头”吃也就不差。这些降低艺术思想,迁就落后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能容许的。我们常常以作品量多而自慰,以为多写比不写好。这不是以作品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是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上,以写作来表现个人的错误思想。我自己有这种错误思想,而且表现为创作上的粗制滥造。慢慢地还滋长了“戏只要能演”,“诗歌顺口就行”,“小说要能说,曲艺要能唱”等等的偏重技术,忽视政治内容的倾向。
对于这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错误倾向,我没有及时带头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斗争。这就造成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这里搞一摊子,那里搞一摊子;自由发表,自由印行等等事实:不懂得用无产阶级毛泽东文艺思想来领导,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纵容了封建艺术思想及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传播。新民报“文艺批评”周刊的编者竟妄想“称霸文坛”,发表了假“清除旧文学中的色情毒素”为名,而以传播色情实例为实的,极端荒谬而有反动思想的文章;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写妇女姚瑢转变的“母与子”小说竟在“萌芽”上(新民报副刊)连载;不少可有可无的作品连续发表;“大众诗歌”刊载了我自己的“愤怒的火箭”和沙鸥同志的“驴大夫”等有政治错误的作品。这样,就把刊物、报纸当成了私人、朋友表现自己作品的园地。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思想领导不强,在通俗文艺工作中产生了极端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残余侵进了我们的思想领域。
表现在我们思想上的另一种错误,是瞧不起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跟他们有对立的情绪。认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搞通俗文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是专门搞不通俗文艺的。这是我们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缺乏正确的了解,才造成这种“门户之见”。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就不能切实地和专家紧密合作,不能吸收专家的意见和帮助来提高通俗文艺作品,更好地开展通俗文艺工作。有个别同志在群众面前,讲演会上,攻讦别人。有的用讽刺的口气说:“新诗是无韵、分行、带杠、加点、高低不平。”有的竟说:“我写的作品他们不批准,他们写的作品我们也不批准。”竟忽略了作品只有群众才能批准的真理,把作品看成自己的私有物,这是瞧不起群众,使文艺脱离实际需要、人民需要的具体表现。做为一个党员作家,竟不站稳立场,滋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真是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对于戏曲界的艺人,我们合作得比较好,也有一定的成绩。京剧“将相和”是合作成功的例证之
一;不少鼓词,经过有技术的艺人修改后,唱出去效果更大;评戏方面,也在合作中产生了新剧本,改进了评戏的音乐。在这些业务合作改进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巩固、发扬这些成绩。我自己和某些同志,不能虚心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民间文艺形式,有时枝枝节节地学一些,自以为懂了,却没有真懂,也就不能很好地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吸收它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在艺人一方面,虽说办过讲习班,进行过思想教育,都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创作、演唱中发生的错误,不能及时地批评、纠正,平素又缺乏政治、思想指导,形成了自编自唱的自流现象,跳不出旧形式的圈子,作品缺乏思想性。
对于工人、农民群众文艺方面的合作,我们是重视的。组织发动过他们创作,产生了较好的通俗文艺作品,配合政治任务进行了文艺宣传活动。缺点是,我自己和某些同志,实际上和工人、农民群众来往很少,具体地帮助他们很不够。我自己到北京两年多,没有到过工厂和郊区,也没有和工人、农民作朋友,当然说不到合作,说不到深刻地体验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学习他们丰富的语言,又怎能写出正确表现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呢?对于他们的不成熟的作品,不够重视,也就不能帮着他们加工、提高,使群众文艺创作有了萌芽而不能很好地发展,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既不能很好地联系专家,又没有很好地联系群众,结果是看得不远,想得不深,接触的面不广,沾沾自喜地抱住自己的小圈子,提不高,深入不下去,“有点飘飘然了”!在这样情况下,表现在通俗文艺创作方面,就难以产生有血有肉,有思想内容的好作品。有不少作品,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我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热情不高,对于政策不精细地研究,反映到作品里的就是思想性不强。同时满足于旧形式的运用,却又对旧形式的真正优点不熟、不懂,不能在民间形式上发展、提高,往往信手一挥,就算作品,其实那不是作品,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没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作品就起不了教育人民的作用,反而贻害了青年,让他们向坏作品学习。我们审查反映抗美援朝的稿件,一次就有作者不同,作品内容相同的四十余篇之多。“说说唱唱”每月收到稿件六百余篇,“新民报”文艺副刊和周刊每月收到稿件在千五百篇以上,其中能用的很少,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随便写,大家跟着随便写。这种自误误人的严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
实际分析一下二年来的通俗文艺创作,是好的少,坏的多。“填”的多,创作的少。一种是名义上运用旧形式,实际上是按旧调调填上去的,如“十二个月”“四季歌”“五更调”“孟姜女哭长城调”之类。这些旧调调,旧形式,多半是在封建社会里创造出来的,适宜于表达悲伤、忧郁的感情,硬填上新事物的内容,新人物的生活,怎么也不相称,情调不合,叫人听了很难过。一种是抄袭旧套子,如有了“三婿上寿”,再来个“五婿上寿”;有了
“三女夸夫”,再来个“五女夸夫”“九女夸夫”;有了“小女婿”,再翻一个“老女婿”。抄来翻去,出不了那一套,形成作品的一般化,没有新鲜气息。一种是按着鼓词的旧格律,写进新的内容,无论如何也得受拘束,不能把旧形式突破。有的用上一些旧词、滥调、老套套去形容新人物,那就把“通俗化”庸俗化了,自然也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比如用“乌云”(女人头发)“杏子眼”“樱桃口”“风摆柳”等陈词滥调来形容今天新社会的妇女,还成什么话呢?这是向旧形式投降,没有新思想,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用健康的纯洁的语言,不用新鲜的手法来表达新事物,其结果必然走进形式主义的泥坑。
从主题思想上,来检查通俗文艺作品,那就更显得空洞、贫乏、苍白了。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呢?就是对于表现主题的事物不熟悉,接触得不够,认识得不深。没有足够的观察、体会和了解,因而写出的作品就一般化,没有新内容,也就没有新鲜、活泼的感人的力量。
有些作品是报纸新闻的翻版,或是别人既成作品的翻版,我们叫这样的作品为“翻译”。既说是“翻译”,也就说不上思想性了。因为自己是不劳而获,主题是别人发现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人物故事是别人创造的,只不过把小说、新闻改成唱词、剧本,变换一种形式罢了。如果真正有文艺修养,认真负责,改编的比原作好,那当然也很好。最要不得的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乱改、乱翻。如“七个小英雄”“郭俊卿”“新事新办”等同一主题,就有好多人去随便写,随便翻,那不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有些作品原是旧鼓词的改写,而我们管那叫做
“推陈出新”的作品。这个工作,如果做好了,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做不好,迁就原作的辙口韵脚,既未在思想上加以提高,也未在形式上将它发展,那就没有意义。甚而保存下原有的封建色彩,低级的描写手法和庸俗的词句。这都因为对民间艺术形式,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严肃的态度,就产生不小的恶果。
有一部分作品,是粗制滥造,没有思想性,甚至歪曲人物形象,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作品。我写的
“愤怒的火箭”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篇东西的创作动机是企图概括北京抗美援朝的现实,集中地表现人民的伟大力量。可是自己对于工人、学生、农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抗美援朝的运动,都了解得不够,认识得不深,对于政策又没有足够的体会,这就只有凭自己的空想来任意地虚构这篇东西,于是,把工人、学生、农民、人民解放军都集中到天安门来表现力量,把打特务、捉地主的形象也拉到天安门前。这个庄严的主题内容,变成了抒发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想像的场所,正似火箭一样,真到了“乱飞乱响”的程度,结果是歪曲了现实,曲解了政策,制造了一些混乱的语言。这说明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手法去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
我和不少同志,总以为我们勇于赶任务,勇于写作。但赶任务并不等于配合了政治任务,实际是赶在任务的后边。我们打着赶任务的旗号,写了很多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作品,原因是平素对政治任务关心不够,也不调查、了解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新问题。单凭主观的“热情”,动笔去写,结果任务没有赶好,在政治上表现了低能和无知。
产生这些严重的缺点、错误的根本原因,正如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也正如周扬同志指出的“由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放松或放弃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放弃了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工作,这就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很大的间隙来占领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我们要坚决、迅速、及时地克服、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必须首先改造通俗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的思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来从事于文艺工作,从事创作活动;不断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彻底清除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残存封建意识及残余宗派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工作中,要创造经验,总结经验,提高领导能力,有步骤有计划地和文艺专家一道夺取封建文艺阵地,建立新文艺阵地;批判地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学习劳动人民的新语言,来丰富自己,培养自己,进一步创造民族的新风格,写出歌颂、表现伟大祖国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以及英雄模范的高贵品质的作品;用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矫正粗制滥造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已组成的通俗文艺队伍(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业余艺术学校等)进行严格的整顿,展开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清理、审查、研究已有的通俗文艺作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只有这样,通俗文艺工作,才能展开一副新的面貌,新的生动活泼气象,达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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