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追求 无私奉献——纪念王绍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断追求 无私奉献
——纪念王绍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雷洁琼
今年1月9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革命战士王绍鏊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王绍鏊同志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猖獗一时的年代里去世的。而今，我们的国家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抚今追昔，更增加了我们对王绍鏊同志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是江苏吴江县人。1888年1月9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那时中国正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他在少年时代便受到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16岁时，曾和柳亚子先生同受业于吴江县的进步新学——同川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后来他读了有关资产阶级立宪的著作，对议会政治产生了兴趣。他给自己取号却尘，表示了要除却尘俗、变革立新的志向。1908年，他负笈东渡，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那里，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并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激进派的一些活动。1911年学成回国，正值辛亥革命。他到上海跟章太炎先生一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随太炎先生到南京晋谒孙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被袁世凯收买成为其御用工具，王绍鏊深感失望，1912年冬，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议员的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其时，王绍鏊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他曾以为中国只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能引导政治走上正轨，使国家强盛壮大。他以虔诚的态度从事宪法起草工作。可是正如后来他自己说的，这是一种“书生的天真想法”，“以后节节为事实所击破”。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接着强行解散国会，王绍鏊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对此种行为极为愤慨。愤然南归。袁死后，他又继续从事议会制宪活动，并两次毁家办党，冀图实现议会政治的理想。但当时北洋军阀执政，战乱不息，政权叠变，民不聊生。王绍鏊处处碰壁。不久，他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便毅然只身赴粤，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19年“五四”运动时，王绍鏊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他热情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自己也到处奔走呼号，发起组织了“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3年，曹锟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鏊联络江苏籍议员20余人，断然拒绝贿选。随后又在国会内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指定的傀儡内阁。被曹锟侦知后遭到通缉。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王绍鏊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等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家乡秘密组织“新苏公会”，并与浙江、安徽两省联络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开展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活动。不久又遭孙传芳通缉，被迫离开家乡。1927年初辗转到达武汉。在武汉，他目睹了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英勇业绩，同时阅读了许多革命小册子，思想大受启发。返上海后，闭门刻苦研读马列主义书籍。
“九一八”事变后，王绍鏊在上海邀约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赴北平，和蓝公武、章伯钧等组织“救国协会”，积极为东北抗日联军募集捐款和军需，“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积极安置难民，并为19路军组织后援。1938年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闻后立即赶去参加，并受冯玉祥委派，前往南方各省策动接应。为了抗日救亡，他风尘仆仆，不遑宁处。但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王绍鏊的一切努力都变成徒劳。
“中国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20多年的曲折经历，终于使王绍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开始积极寻找共产党，1933年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他与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有广泛的联谊。他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后受组织委派到广东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并介绍陈与中共同志见面。1936年6月，他奉命到北方策动冯玉祥、阎锡山参加抗日倒蒋联合行动。由于叛徒告密，在南京浦口遭秘密绑架，对敌人的威迫利诱，王绍鏊坚不为动。“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出狱。之后，他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活动，并参加太湖游击队的领导工作。1940年王绍鏊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全力投入了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广泛交结上海工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总方针，1945年底，他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同志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成为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同时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并还是民建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在王绍鏊的寓所，经常宾朋满座，各界朋友在那里谈论形势，商讨民主救国大计。
为了扩大爱国民主力量，1946年5月，上海各界60多个团体组织实行了大联合，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当选为联合会理事。他为这个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过许多重要的实际工作。这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动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王绍鏊和林汉达、陶行知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在大会之后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中，他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下关惨案发生后，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声援，抗议当局的暴行。在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组织的其他一系列斗争中，如反对警员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支持工人学生爱国运动等，他无不带头参加，为发展上海的民主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7年下半年，王绍鏊撤离上海抵达香港，在那里他和先后转移来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和民进同志在香港组建了民进港九分会，他以通讯的方式精心指导在沪的民进、民建同志坚持斗争。
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表后，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组织，与在港其他民主党派一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坚决响应，1948年底，他从香港转经朝鲜抵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他经常深入基层，到各地视察调查，向中央提出有益的建议，对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民进的领导职务，为民进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绍鏊同志在“文革”动乱期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对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他深恶痛绝，但对共产党始终坚信不移。1970年3月31日，王绍鏊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王绍鏊同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一生。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党、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崇高品德，以及他勤于学习、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为革命事业而贡献一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