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的老乡如是说——《中国的易卜生》读后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易卜生的老乡如是说
——《中国的易卜生》读后感
萧乾
在外国作家的翻译介绍中，我们对易卜生应该说已经做到家了。他的主要剧作从1919年以来就由已故潘家洵先生等陆续翻译过来了。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正在逐卷出版他的全集。他的好几部戏都曾在我国舞台上演出过，其中《玩偶之家》几乎家喻户晓。不但如此，五四以来关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讨论，一直不曾间断过。除他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外国作家曾受到这样广泛而深切的重视。
外国人轻易不来评论我们对他们作家的研究是否对头。一个原因是他们大都不懂中文，懂的也只用来翻译我国作品。至今也还不曾见到英、美或苏联学者评论一下我国对他们的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或高尔基的研究是否恰当的专著。正因为如此，挪威女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Elizabeth
　Eide）这本《中国的易卜生》（China’s　Ibsen）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学术丛书之一，伦敦克尔松（Curzon）出版社1987年版）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倒不仅仅由于我译过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更主要的是我想了解：关于我国对这位北欧戏剧大师的研究工作，易卜生的老乡的评价和意见如何。
在谈到人生观问题之争论时，作者既概述了《新青年》和《新潮》上李大钊、陈独秀的观点，也援引了《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以及《新月》上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界的意见。艾笛认为易卜生是19世纪欧洲的一位叛逆者，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对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和反抗热潮中，《国民公敌》中的斯托克医生吸引了中国知识界是极为自然的。她认为比起斯托克医生来，胡适在反抗旧势力上则不够坚决。世界主义及和平主义等消极思想导致他在反封建及反帝事业上均表现得不积极。无论在1919年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中，还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以及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的态度都冷淡而不坚决，致使他脱离了群众——首先脱离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在谈女权运动时，她着重分析了丁玲的作品，同时也概述了鲁迅、叶圣陶、郭沫若、周作人、茅盾、田汉及阿英的著作中的对妇女的态度，并认为在《玩偶之家》的启发下，鲁迅写了《伤逝》，胡适写了《终身大事》，郭沫若写了《卓文君》，叶圣陶写了《春光不是她的了》。此外，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的《虹》以及冰心的《西风》，都做了分析。其中也引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认为即便在老解放区，男女平等也不能说已经解决。
这本书书名为什么不题作《易卜生在中国》，而题作《中国的易卜生》呢？读到结尾我才明白作者的原意。她说：
“无论鲁迅还是胡适，都不曾从美学观点来评介易卜生。他们把易卜生看作一个意识形态的作家。他作品中的人物都只是作为正面或反面人物典型看待。易卜生人物内涵的复杂性都被根据这些人物在中国社会的功能，缩解成这样那样的概念。娜拉作为一个已婚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庭问题上发生了纠葛——这样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担当不起中国批评家所赋予她的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自从娜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舞台上出现，她就成为娜拉的一个变种。在这过程中，易卜生原作中那个娜拉的个性，通过移植就泯灭了。娜拉得超出易卜生原剧中的那个人物，以取得中国概念中的新的地位。”
尽管作者就五四时期中国所处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这一切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但这里她毕竟还是提出了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各取所需，借题发挥，借外喻中呢，还是首先应就原作的意图和表现加以探讨。如果说，在1919年那样做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今天又应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