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连结——对当代文学的一点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寻找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连结
——对当代文学的一点思考
雷达
我们的时代是个匆忙的时代，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程，我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上，于是必须加紧赶路；同样，我们的文学也是行色匆匆，从多年来狭隘的“工具意识”中解脱出来以后，恍然发现一旦置入世界文学的格局，文学自身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于是不得不频频转换着注意力的中心。从根本的、总体的趋势来看，时代不断给文学灌注活力，文学与时代是同步的、交融的：正是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时代，造就了这个时代文学的自觉，主体意识的强化，价值取向的多元。新时期十年来文学的重大成就足可作为证明。但是，在匆忙的时代与匆忙的文学之间，是否也还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的另一面呢？如果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阶段，由于文学自身尚未真正独立，带有某种受动性，因其价值取向的相对单一，它与当时读者需求的矛盾似乎并不明显，那么，伴随着此后文学主体性和独立性的逐渐确立这个大变化，新的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在摆脱了依附地位，赢得了相对独立性以后，该怎样使用创作自由，该怎样进行自身选择和怎样面对时代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新时期文学来说，这其实不是轻松了，而是要求更高了。于是，我们看到，也许是很难避免的，近年来的文学与广大社会读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错位、疏离，以至互不相让的情形。
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自有文学以来，它与不同层次读者的矛盾就开始了，过去、现在、将来，矛盾总会存在。但是，这又决非无可评说，因为文学是有对象的，它不可能不根据对象的需求来发展自己。那么，目前文学的发展与读者的需求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呢？我看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文学虽也面向时代，但它又不得不分出很多精力，专注于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因为自身不强健就无法深刻地表现时代生活，而我们的时代和广大社会读者又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它催你赶快从试验转入充分投产，尽可能满足它的精神饥渴。这是历史原因产生的“时间差”。其二，我们的文学近年来很注重向“高层建筑”发展，向形式上的“世界文学一体化”努力，向由实而虚的形而上境界攀登。这种文学探索精神不但可贵而且有一定成效，但是，又不能不承认，就广大社会读者而言，由于千百年形成的文化心理和阅读心理，在不少作品面前却难以唤起强烈体验和共鸣，他们又不肯让步，便去读一些别的东西。这有点类似于“消费超前”。其三，我们的文学注意推崇“求丰富”、“求提高”的哲理境界，注意思索人的自我实现和人的存在一类问题。有的作品还借鉴企图挣出工业社会的西方人的某些感觉和意识，但是，现阶段的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得不为“求生存”，“求温饱”，为尽快踏进工业社会而奋争，于是，不少读者会觉得，面对物质的匮乏，封建残余意识的严重存在，某些不合理的体制，许多借来的“感觉”和“意识”没有施展的空间，欲“选择”欲“超脱”而不可得。……凡此种种矛盾，我以为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问题又是相当复杂的：文学的多元格局和高层次探索并没有错，广大读者多层次地要求文学更关心他们的真实境遇和精神生活也属正当，更何况，艺术不但模仿生活，生活也会模仿艺术，读者塑造文学，文学也塑造读者，包括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思维，所以，任何简单化的结论都可能带来危害。我感到，对于这一重大而复杂的矛盾，批评界似乎还很少给以正面坦率的迎视。我们谈论“雅”与“俗”的高下，“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取向，题材的时代性，情感的浓与淡，文体的衰与荣，总喜欢限定在文学自身的范畴，好像文学本身的机制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似的。其实，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些问题无不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地上的重重困难和多种需求密切相关。怎样踏出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文学道路，现在仅仅是开始。
那么，怎样在更加开放更加多样的前提下，寻求当代文学与当代读者的精神连结，以使文学在与电影、电视等其它艺术的竞争中，尽可能地争取更多对象，从而获取更大价值和力量呢？我认为，要比较好地解剖这一矛盾，还得对读者本身和文学本身作进一步分析。
事实上，今天的读者也存在着分化趋势，所谓文学与读者的矛盾，正与读者自身的分化密切相关。我们不会不注意到，在目前的书籍市场，译介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各种著作十分畅销，销量往往超过当代文学作品甚至文学名著，尤其关于人生哲学的书籍，一时间甚为畅销。购买者以青年知识者为主。这说明在今天社会大变革、价值体系动荡、自我意识觉醒的年月，青年知识者对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探究何其迫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精神追求代表着全民族的精神追求趋向。试想，这样一种思潮所被，文学中谈哲说理的气氛浓厚又有什么奇怪？这些人也是文学读者，有时是最积极、最热衷的一批读者，满足他们的精神渴求不也是文学的责任吗？这些年来，已经出现过不少传递现代心声的开创之作，尽管读者数量有限，但其价值，特别是未来价值决不可轻视。值得忧虑的并不是这方面的作品多了还是少了，也不是哲理色彩浓了还是淡了，倒是需要想一想，有些作品本身是否也还存在与它的热衷读者之间的隔膜，是否它的读者已很少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反响了，是否它所体现的观念、意识、感觉对它的中国青年读者来说有点隔靴搔痒一类问题。这些年，文学在奋力开拓中，确也留下不少匆忙的痕迹，缺乏很好地消化、整合和创造性转化。例如，出现了很多“意识”，现代意识、宇宙意识、忏悔意识、人类意识等等，不下几十种，在开辟思维空间上它们起过刺激推动作用，但它们的确切内涵，特别是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土壤的生成过程和表现形态，我们就很少深刻探讨。又如，表现了很多种“感”，孤独感，荒诞感，荒谬感等等，也不下几十种，它们倒多出自西方现代主义，在我们融会本土文化体现这些“感”时，有过一些好作品，但有没有错植、误植、倒植，以至把人家的痛苦当成开心，把人家的执著看作虚无的情形呢？恐怕还是有的。所以，对有些作品来说，不能只顾及西方现代主义这个参照系，还要特别重视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理境况出发，不要记住了观念忘记了存在，不要在“求丰富”的时候忘记了“求生存”。因为尽管是喜欢寻思人生价值问题的知识者，毕竟还是生活在现阶段中国的知识者。我想，今天重谈文学与读者的矛盾，不应该是牺牲一部分读者屈就另一部分读者，也不应该是削弱文学中探求人生意义这一类较高层次的内容，而应该让读者的需要变成真实的需要，其满足成为真实而非虚幻的满足，还要设法向更广大的读者层渗透，提高和培育广大读者的审美能力。
对另一部分更广大的社会读者来说，情况就又不同了。他们是当今社会繁忙的劳力者或劳心者，没有多少余暇去思索存在与虚无之类的问题，他们读金庸、读琼瑶，看看电视，哼哼流行歌曲，是很自然的，“纯文学”恐怕永远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但是，他们决不是一些不关心世界、祖国、人类命运、现代化和自身奋争的看客，他们蕴藏着巨大的文学热情，一旦遇到关系到他们“求生存”也“求丰富”的作品，一旦叩响了他们的情感之弦，他们的反响会很强烈；反之，如果劳累一天捧起的是类似智力测验的作品，他们将不免敛眉浩叹，转而以冷漠对之。李泽厚同志曾从“史”的角度谈过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他说：“中国自五四起，却主要是以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为模仿和追赶目标。尽管有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文艺思潮的传入，但始终没占主要位置：包括在鲁迅那里，亦然。这一点似乎表示着，中国还没有到‘吃饱了怎么办’那种人生意义的追求阶段，中国现在还是为吃饱穿暖住好，为国家的富强繁荣，个体的自由发展而奋斗……”去年有篇小说叫《烦恼人生》，发表后博得了很多读者赞赏，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它写一个中年技术工人的一天，写这工人在一天里所感受到的匮乏、忍耐、误解、迷茫，爱的潜欲，生存的实境，它确可与千百万人的生态和心态打通。它的特点是，面对当代普通人的艰辛，让生活和情感自然地、原色化地流泻开来。这篇并不怎样新奇的小说的大受欢迎是否有“物以稀为贵”的因素？本来应该最充分展示的东西反而变成稀有的东西，这倒值得文学反思。我们重视文化，但是否对正在现实中展开的最壮阔、最活跃的文化现象反倒重视不够呢？我们在多方探索中，是否露出了一些不该遗漏的“空地”呢？从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解决文学与一部分读者矛盾的信息。最近，长篇小说《曲里拐弯》、中篇小说《风景》、《红橄榄》、《长牙齿的土地》，短篇小说《塔铺》、《国殇》等，已表现出明显的“视点下沉”倾向。文学一旦向生活深层回归，以无畏的眼光正视严酷的生存，将会展开多少令人震动的场景和灵魂，爆发怎样新鲜的生命力。当然，有些误解也要澄清。广大社会读者并不是只需要描写“求生存”、“求温饱”的实而又实的作品，他们对某些纪实性作品的客观纪录态度恰恰是不满的，他们同样需要丰富、提高和哲理，需要更加生活化、情感化的哲理。
前不久，《文汇报》发表了《纯文学读者为何知音日稀》的文章，其中有一节还特别提出“‘非情感化’——一种令人忧虑的创作趋势”。我认为，这种坦率地、不加文饰地把问题提出来的态度非常好。不过，“非情感化”的倾向是很复杂原因形成的，不是作家主观上想投入多少情感就完全可以解决的。在战争的年代和在和平的年代，在悲壮的时代和在探索、思考、困惑的时代，情感的价值和浓度的确不太一样，正如我们有时会叹息于特定时期的特殊美好感情再也找不回来一样。如果说，有些作品不能组织起朴素而强烈的情感，往往诉诸节制和理性思考的话，那与其说是个人风格，毋宁说是时代的某一种风格。然而，对无限多样的文学来说，不可能有一种统一而固定的“时代风格”，“非情感化”，如果存在，文学终究难辞其咎。所谓情感的强度，是与阻力的大小有关的。如果我们确实正视并深刻描写了当代人与习惯势力、封建残余、官僚主义等阻力的艰难斗争，强烈的情感必定会迸发而出。也许，我们的薄弱点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我以为当代文学与当代读者的某种疏离现象是存在的，原因虽多，但增强吸引力的主要途径却在于，文学在完善本体的过程中须同时强化与现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的联系。具体说来是三层意思：第一，对较高层次的读者和较高层次的文学来说，不是削弱它，而是让现代意识之花更深地扎根在民族精神的土壤上；第二，对广大社会读者来说，文学应更深广地描绘于他们有切肤之感的“求生存”和“求丰富”的文化现象，并以现实性为核心作出重铸民族灵魂的努力；第三，情感弱化与阻力的减弱有关。作家有充分选择自己艺术趣味的权利，但作为文学的主体却不应选择阻力较小的路，而应该对阻碍改革的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封建意识、不正之风给以大胆勇敢的正视。这决不意味着重新充当“武器”，而是让艺术品中内蕴更强的思想锋刃和艺术骨力。王蒙同志说“社会学并非文学之累”，确实耐人深思。我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迎来文学中“人”的主体地位，当代文学的命脉和前途同样系于人的问题，系于对当代人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系于能否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