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1宋庆龄在香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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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1宋庆龄在香港
宋庆龄基金会
1937年12月23日，一艘外国客轮徐徐驶离上海外滩前往香港。宋庆龄就在这艘船上。她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上船的。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天。法西斯侵略者的魔爪正伸向欧洲和亚洲的大地。在我国，“七·七”和“八·一三”事变以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为了得到为全民抗战服务的自由，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香港，离开上海这块已成“孤岛”的故土。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宋庆龄也十分关心，数次建议她迅速转移香港。
“中国是不可征服的”①
虽然，乌云弥漫，但胜利的火种却在宋庆龄的心中燃烧。当时，使宋庆龄最为感奋的是10余年来同室操戈、令人痛心的内战局面终于停止。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以恢复执行，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这是宋庆龄自抗战以来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的重要论点。她曾精辟地分析过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形势，她说：“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②“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③“中国拥有全世界的同情”，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④这些文章，当时由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汇集成抗战丛书之一《中国不亡论》，广泛流传在“孤岛”，给上海及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当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是不小的。宋庆龄已经看出在刚刚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有主张片面抗战或消极抗战、积极求和以及悲观亡国的暗流。在国际上，她也觉到一些大国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所谓“中立”和“不干涉”的绥靖政策缺乏警觉，有的国家甚至还不断地把战争物资卖给日本等事实。但是，宋庆龄坚信，真理和正义总是在中国人民一边的。她“相信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继续和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⑤
架设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宣告成立。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上进步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的一个组织。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⑥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
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参加或支持保盟。他们中间有同她在政治上分道已久的宋子文（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孙科（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有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克莱尔·布思·卢斯，国民党中的冯玉祥、颜惠庆等。宋子文任保盟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参加保盟中央委员会的还有廖承志（当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宋庆龄还邀请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达·克拉克女士任保盟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主管宣传。廖梦醒、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参加保盟中央的工作。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在主持保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始终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一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她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公开的战场”。“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⑦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
宋庆龄还一再强调保盟所从事的救济工作，是为了有效地支援抗日。她说：“保盟不是中立的，它在各地帮助中国的战斗”，“只要那里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它的救济就用在那个地方”。⑧随着工作的开展，保盟收到许多来自各地的报告，申请援助。从多种渠道得来的材料中，反映出最缺乏资金和医疗物资的是游击区。宋庆龄就如实向国内外呼吁。如1939年3月，她在香港纪念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上，呼吁各国妇女援助游击战士，她说：“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同月28日，她在给外国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里，呼吁救济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她说：“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濒临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顾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反共分裂的逆流严重地威胁着团结抗战大业。5月30日宋子文从美国发来电报，要求公开退出保盟，并指责“保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面对着这场加罪保盟、破坏团结的严峻斗争，宋庆龄大义凛然亲自起草了一个声明，毫不含糊地作了回答：“现在任何有关党派的说话，都是混淆视听的。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和屈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我们对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统一的事物坚决反对。”宋子文的电报和宋庆龄的声明同时公诸于世时，人们就不难从中看到宋庆龄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风度。由于保盟的正义呼声，真诚而有实效的救济工作，得到了更多外国朋友和广大侨胞的理解和信任，世界各地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源源而来，要求保盟将物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保盟，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和友谊。而宋庆龄在架设这座国际主义友谊之桥的过程中，赢得了海内外人们更深的敬意和爱戴。
国际和平医院与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国际和平医院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是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
国际和平医院是根据1938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和平大同盟世界代表大会”的援华决议和保盟的努力，在晋察冀边区首先建立起来的。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了建院费，并派何登夫人来广州与宋庆龄商谈。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担任第一任院长。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还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国际主义战士。早在1936年就由宋庆龄帮助到达陕北的马海德大夫，抗战时在延安从事医务工作，并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国际和平医院的观察员。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得到边区政府和军民的热烈支持，以后更多的医院、分院、巡回医疗队陆续建立起来，到后来发展成为拥有8个中心医院和42个分院，许多巡回医疗队和制药厂的国际和平医疗网，分布在差不多半个敌后游击区。
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为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医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物资方面，她和战友们想方设法取得国际援助，包括捐款、设备和药物。“许多第一次出现的东西，都应归功于他们。如第一架战地用的轻便X光机、第一具显微镜、第一批外科器械、麻醉剂、磺胺药物以及第一架制造外用青霉素的简单机器”。⑨当游击队中的伤病员由于缺乏药物和设备而濒临死亡的时候，当一个分院连一个听诊器也没有的时候，能得到宋庆龄送来的国际援助，是何等珍贵！
保盟对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的巨大支援，曾遇到许多困难和干扰。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利于向海外呼吁和募集资金、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急需的根据地，需要突破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阻挠。宋庆龄对物资的运输工作事必躬亲。1939年，保盟派出一个车队，去开辟一条经过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海防的路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配备着一个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捐赠）和其他物资送到了国际和平医院。随车前往的还有贝特兰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后来这条线路又被敌人切断，改由通过新修的滇缅公路往内地运送物资。1940年后滇缅公路的交通又被切断了，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运输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但是保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更为迂回的路线，包括在没有正式道路的地方组织骡马车队，继续运送物资。
保盟还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支援，那里培训着成批的抗日干部。还支援了鲁迅艺术学院，边区保育院和托儿所，著名的洛杉矶托儿所即是得到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的资助而在延安建立的。
“两万条毛毯运动”与新四军
1939年5月，保盟为新四军游击队伤病员募集毯子的呼声飞洋过海传到了世界各地。各国朋友和援华机构连续收到这样的呼吁：“请立即给长江流域的游击队送去2万条毛毯”，“1938年冬天，那些为保卫你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自由而受伤的士兵中，每千人就有10人由于挨冻而死”。⑩经过半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许多国外机构和个人直接送来毛毯和寒衣。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捐助了毛毯和资金。2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运动是宋庆龄应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的一份紧急报告而开展的。
新四军，这个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英雄队伍，宋庆龄始终给予关注。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她早就认识的。她对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充满敬意，对这支队伍满怀信心。1938年新建不久的新四军缺医少药，叶挺军长接受史沫特来的建议，向宋庆龄求援。保盟立即调拨一批手术器械、药品、食品和被服等救济物资。并每月给新四军医院提供费用。
1939年4月，保盟中央委员会接到新四军来信说：“由于天气炎热，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于是一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12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又火速送到皖南。同年冬天，宋庆龄以欣喜的心情在住所热情接待了前来香港的叶挺军长等人，同他们亲切地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还亲自到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物资进行分类、点数和登记。在叶挺军长回到新四军军部不久，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物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义愤填膺，立即挺身而出，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不久，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陈毅代军长决定又一次派人去香港，向宋庆龄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当宋庆龄知道新四军进行重建，又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情况时，她放心了，并又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新四军筹集了一批物资。
就是这样，宋庆龄始终不渝地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做着雪里送炭的工作。
“一碗饭运动”轰动香港
“一碗饭运动”是宋庆龄专门为“工合”开展的募捐活动。
“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1938年11月由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组织难胞和伤残人等生活无着的人们，开展生产自救的运动。1939年1月，经宋庆龄倡议，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便使国外友人的捐款更有效地支持中国抗战。宋庆龄任该组织的名誉主席，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港澳地区中外知名人士和艾黎、斯诺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之后，宋庆龄即着手进行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工作。由斯诺夫妇赴菲律宾马尼拉筹建一个百人的委员会，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任名誉主席，募集基金，当地众多华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纽约建立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夫人为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共有委员百余人。在伦敦建立的组织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建立了“工合”促进机构。他们向中国“工合”提供了大量援助。
宋庆龄在香港期间多次为“工合”募捐，其中1941年7、8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达到了高潮。这次募捐的做法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港督罗富国为赞助人，罗文锦大律师和克拉克夫人为正副主席。委员会发售餐券
1万张，每张2元，持券者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炒饭。全部活动的收入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
运动开展后，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响应。7月1日晚，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举行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中外人士100余人出席，宋庆龄发表演说，并将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及其它文物和纪念品，当场义卖。
一碗饭运动轰动了香港。报纸上刊载着介绍中国“工合”的画片和照片。文艺界人士发表文章，《华商报》出了特辑。各饭店门前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的标语。有的挂上醒目的“爱国之门”的横幅。公共汽车上挂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等标语和宣传画。工、商、妇、学等团体协助推销餐券。人们走上街头，以能吃到这一碗“救国饭”为荣。9月1日举行闭幕典礼，宋庆龄将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的奖旗和纪念品送给热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
举办嘉年华会也是宋庆龄用以筹款的一种方式。1941年11月11日在海军球场举办的为工合筹款的嘉年华会，是由宋庆龄主持的。工合顾问艾黎专程从重庆来香港参加。宋庆龄在致词中谈到，嘉年华会受到中、英、美各国名流热烈赞助，充分表现三大国的合作精神。会上展出工合的产品包括各种织品、刺绣、机电、化学、军用物品等百余种，香港中国国货实业服务社也组织各厂商参展。工合的产品很受欢迎，大家踊跃购买。这次嘉年华会除展卖、游艺，还有团体操、大合唱、时装表演等节目，吸引了广大群众。1941年1月22日晚，保盟在香港娱乐戏院举行音乐舞蹈大会。由著名舞蹈家戴爱莲，著名歌唱家斯义桂演出，为国际和平医院及昆明惠滇医院募款。
“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与各种义卖、义演的兴起，是香港同胞爱国主义和国外友好人士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宋庆龄灵活生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的结果。她广泛联系中外人士，上至香港总督、社会名流、富商巨贾，下至贫民、妇女都是她的工作对象。连中、外海船上的船员也经常把他们募集来的钱送到保盟的办公室。保盟把募捐活动与抗击法西斯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工作结合在一起。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鼓舞人们的斗志。
真实的报道　正义的呼声
为了向世界传播我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随着保盟的成立，它的会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也诞生了。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办公室里，在宋庆龄主持下，由爱泼斯坦和贝特兰负责编辑的新闻通讯开始是油印的、篇幅较小的英文版，从1939年4月1日起成为正式的定期的英文刊物，后来又增加了中文版，由邹韬奋、金仲华等负责编辑。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加紧新闻检查和封锁，人们在官方通讯报道中难以看到我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宋庆龄感到“保盟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新闻通讯》就是报道了哪些地方真正在进行着对敌斗争；报道了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事实；报道了保盟的年度工作、物资的需要以及捐助物资的分配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新闻通讯》始终坚持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性。它登载了不少宋庆龄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给国际友人的公开信。它的很多报道是宋庆龄组织人员，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得来的。它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很多政论文章和军事形势的述评是请专家撰写的。它的报道常常成为有关抗日根据地消息的重要来源。如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就是在“保盟通讯”上第一次知道的。
此外，保盟还通过宣传画、小册子等宣传品，和新年卡、圣诞卡等，联系国内外广大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人们。
宋庆龄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立场。她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派邓颖超前往香港看望宋庆龄和何香凝及各界朋友，宋庆龄细心听取了党的主张。她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同年她和何香凝联名发表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一文中就提到“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在《抗战一周年》一文中，敦促国民党当局实现上述纲领时，再次提到要警惕敌人的诱降阴谋。她分析了敌人难以坚持长期武装侵略的形势，而“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指出：“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要发动全国民众起来抗战。这一年年底，针对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宋庆龄著文予以无情的揭露和痛斥，并剥去了汪精卫的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伪装。她与何香凝等六人致电蒋介石，要求政府明令制止汉奸言论，“主和分子，应当摒弃”。
面对着国内出现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宋庆龄竭尽全力，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突出表现在1940年3月，她和宋霭龄、宋美龄一道出席了香港各爱国团体举行的联席会议。后来又一起到重庆视察访问，并和重庆妇女界接触；多次出席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举行的招待活动；三人并一起对美国发表广播演讲，对于鼓舞中外人士树立团结抗战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她撰写的《七七四周年》一文，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说：“我们必须抗战到底，而唯一使我们继续抵抗的条件，也就是使抗战得以开始的唯一条件，这就是：全民族的抗日团结。”她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她抨击国民党当局实行一党专政。认为缺乏民主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由于宋庆龄坚持原则立场，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她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的驳斥。宋庆龄在香港整整战斗了4年，直到1941年12月，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日本侵略者已经逼近香港机场的危急情况下才乘最后一架班机离港飞渝，开始了新的战斗。
宋庆龄，中国人民英雄的伟大的女儿，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远大的理想，她坚信中国“对于人类的进步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她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当前中国正在向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1988年1月27日是宋庆龄同志诞生95周年。我们谨以这篇文章缅怀她在香港的4年中，为抗日战争作出的光辉业绩，并对她表示无限的崇敬。
注：①②④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1937年8月
③　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10月
⑤　宋庆龄：《救济工作和政治》1941年6月
⑥《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1938年6月
⑦　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1939年5月
⑧　宋庆龄：《我们的第一年》1939年7月
⑨　马海德：《国际和平医院》1958年6月
⑩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39年5月
?　宋庆龄：《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1941年1月
?　宋庆龄：《真实报道的传统》1962年1月
?　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
1958年6月
?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1912年4月
（附图片）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期间慰问将士。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