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子中学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在女子中学
本报记者　向兵
1986年夏，同心县办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所女子中学。
一年多以后，记者前去采访，还听见有人说：“这是倒退，都什么时代了，还男女分校？”也有人说：“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女子中学旁边是县回民中学。那里，一个班最多点缀着五六个女生，有些教室里清一色是男同学。1986年县上在羊路乡招收民族干部，全乡1万人中，只找到一个上过中学的女性回民，还是肄业的。这样的事在西北的回民聚居地并不为怪。女子稍大一点，便要戴上避免招来“邪恶”的盖头，不再与外男来往。十三四岁定婚，十六七岁便成了“人家的人”。也许，因为女子中学是当地颇有威望的宗教上层人士洪维宗捐资倡办的，也许是因为学校每月要发给学生15元生活费，也许还因为学校保证学生不受男性青年干扰，班主任都是女的，女子中学第一期总算动员来了90名学生，尽管其中不少只读过小学三年级。
这些本应待嫁于闺中的女娃娃，没有戴盖头，却背起书包，远离家门，来到县城，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里。于是，一些饶有意味的事发生了。
山村姑娘十三四岁，大都已长成了“大人”，说话做事已颇得体了。可她们要去上学，家里仍然不放心，怕“被不认识的男子骗走”，或“上当吃亏”。一位家长在写给学校的信中说：“请学校在关心的基础上再关心，因为她们都是大女娃娃。”14岁的孙梅英就是在妈妈和年已七旬的奶奶护送下来到学校的。妈妈关心孩子吃的、住的咋样，更关心学校能保证孩子守住“规矩”吗？奶奶拉住老师，找到校长问了又问，还在学校住上一宿，亲身考察一番后，才放心离去。
来自纪家乡的张梅英已经15岁了，父亲把她送到校后，就赶回乡上班去了。结果这个阿訇的孙女，一直呆在宿舍里，连到食堂买饭也不敢去，愣是饿了两天。女中的姑娘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听话的学生，老师说东绝对不西。可是，在校园里她们见了老师远远地就溜一边去了。一旦老师站在了面前，不管问什么，学生都只是腼腆一笑，然后低头不语。面对周校长，学生更是不敢看一眼，因为他是男的。班上要组织文娱活动，动员了半天，也难找到一个敢在人前唱歌起舞的。老师不能点名批评学生，就是课堂提问，也要注意不能连着问一个人，否则她一定要在想清“这是为什么”中，蔫得抬不起头来。
看见老师打鸡蛋，学生就闭上眼睛，有人还会问一句，打蛋时为什么不念经。为纪念豫海苏维埃政府成立50周年，学校好不容易组织起了上街游行的花环队，可是花环队要上街了，不少学生找老师求情，要求别让她们去。因为村里的人也来了，看见后会骂她们“疯得连不准抛头露面的规矩也不要了！”
当然，这都是一年前的事啦。
初二二班班主任刘俊敏老师告诉记者，当初劝说半天，死活不当众唱歌的杨翠花，在1987年五一联欢会上，她女扮男装独自演了一出快板戏。记者见到了张梅兰，至今她仍是村上唯一在外读书的女孩子。因此一回到村上，就有亲友嘲讽她：“还要在外边疯多久呵！”可她已不在乎这些了。为了学习方便，她还违犯了女子9岁后不能剪发的规矩：将两条长辫子变成了齐耳短发。她告诉记者，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这样做了。
下午的课上完了，记者请周校长随便召集来一些学生，开了个座谈会。我们的谈话便这样开始了：
“你们谁的姐姐上过学？”来自豫旺乡的赵凤莲站了起来：“我两个哥哥上过五年级，三个姐姐一天学也没上，18岁就嫁人了。”“我的姐姐也没读一天书。”“我也是。”七、八只手举了起来。“如果家里也给你们找了婆家，怎么办？”“反抗！”又是一片整齐的回答。
14岁的周淑梅是阿訇的女儿，但周阿訇并不强迫女儿信教，不包办女儿的婚姻。周淑梅将来想上大学，“当研究生”，“考不上，再考。”其他同学，有的要“当医生”、“当教师”，有的想“当空军”，“当记者”。初二学生白明霞的志愿是“当警察”。因为“警察可以管理社会秩序，我当了警察要叫人们尊重妇女。”
学校开饭时间到了，记者起身要告辞。但学生们却不放行。14岁的马淑琴又说话了：“记者，你问了我们半天，我们可以问问你吗？”又有七、八只手举了起来——
“你怎样看待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的体育器材，只有一副羽毛球，一个足球，学校连阅览室都没有，你能替我们反映一下吗？”
“请你讲讲你在西北看到的变化。”
“中央讲要开发大西北，你愿意来吗？”
对于办女子中学是否有必要，记者不想再说什么。不过，倒有必要再赘上一笔。1987年夏，女中恢复招生时可忙坏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学校只能招90人，而各乡筛选后送上来复试的就有近200人。这次招生几乎流产，因为这个学校在有关部门那里，仍是“黑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