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深潜在我们本性中”——孙越生为“官僚病”把脉断症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它深潜在我们本性中”
——孙越生为“官僚病”把脉断症
钱　宁
孙：我的老师提出的关于体制性官僚主义和个人性官僚主义的分类是经典性的，我循此而进，补充和展开了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我发现，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并可以相互转化的。秦始皇首创全国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就是个人性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性官僚主义的典型实例。解放后，我们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以及“文革”期间形成的种种极左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必然，而是个别人的官僚主义错误决策铸成的。一旦体制性官僚主义弊端形成，个人性官僚主义就会如鱼得水，推波助澜，使两类官僚主义互相促进而愈演愈烈。总之，两类官僚主义是交错生成、相互转化的。应具体分清个人责任的大小和体制弊病的轻重，不能总用“付学费嘛”以谢天下。
记者：由此看来，清除官僚主义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您对当前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已将其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否持乐观态度呢？
孙：我持审慎的乐观态度。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食人之风的官僚主义毕竟被役人之风的官僚主义所替代；残酷野蛮的官僚主义毕竟被温和文明的官僚主义所替代，这使人类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多少见到了一丝光明。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复杂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克服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里有必要破除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古老的“两难论”：即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超越不行，不超越也不行”。说“超越”，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有矛盾；说“不可超越”，这又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相抵牾。出路何在？出路就在于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属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化社会阶段，这两种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出发点——反对封建主义，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鉴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我们反封建的主体不同、途径不同、方法不同。正因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这两种道路既要互相区别，又要互相学习。学习西方经验中现代化共同规律的东西，不能称之为“全盘西化”。我们当前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使人治体制逐步转变为法治体制。而制衡官僚主义的真正力量是人民，只有当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愚昧和各种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再像《新星》中那样企盼上面派下“青天”，而能运用自己的权力选出公务员来；不再嗫嗫嚅嚅，而敢于借助舆论工具大胆表示出自己的意见时，我们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的“权威欲”和“剥削欲”的恶性膨胀，使官僚主义的弊害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我想，这一点是区分真改革与假改革、聪明的改革与愚蠢的改革的标志之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