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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怀念李大章同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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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2-03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
——怀念李大章同志
杨献珍 朱穆之 杨 超 杜毓沄 陈 浚
李大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作为曾并肩战斗的战友,每当忆及和他相处的岁月,我们的心情都不能平静。大章同志平生少言寡语,朴实无华,但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四番被捕志愈坚
大章同志是四川省合江县人,很早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他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党,曾担任共青团旅欧支部秘书长。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留法学生举行抗议集会,会后大章同一些学生冲进中国驻法使馆,要求驻法公使向法国政府提交抗议书,结果遭到法国警察拘捕,最后被驱逐出境。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大章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担任共青团旅莫支部宣传委员。
1926年底,大章被召回国,到西北军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所部作政治工作。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离开西北军,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底,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次到狱中给犯人“训话”,发现了大章同志,故作惊讶地问寒问暖,还到大章同志的牢房查看,声称要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大章明了宋哲元的用心,冷漠相对,宋哲元没有达到目的,只好讪讪离去。大章顽强地坚持狱中斗争,设法搜罗革命书籍学习,革命信念愈来愈坚定。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西北军被迫撤出西安,乘监狱未被接管之机,大章同志等说服看守,破镣出狱。
1932年5月,大章在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当时省委机关驻在香港。一次秘密接头后,遭到警察逮捕。他在受拷问中坚不吐实,经党组织派人出钱营救,最后以“小偷嫌疑”的罪名被驱逐出香港。在上海法租界一家旅馆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大章借了一些革命书刊阅读,不慎被查房的巡捕搜出,因而又被拘捕。大章屡遭缧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沉稳机智地和法庭进行斗争,抓住一本书上的批注与自己字迹不同这一证据,声称书刊是过往的旅客遗忘在客房里的,结果被宣判无罪释放。
四次被捕的严峻考验,使大章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文化大革命”中他因被捕问题被诬为叛徒时,始终抱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态度,默默地向党组织申述情况,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中央组织部派人进行了调查,终于澄清了事实,证明大章同志是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的。
华北大地播火种
1935年春,大章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一年后少奇同志到北方局,领导华北党组织纠正“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后来大章担任了少奇同志秘书兼北方局秘书长,受少奇同志的教育和影响,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到华中局任职,大章继续留在华北,任北方局宣传部长,后又任北方局委员。在党的北方局及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下,大章勤奋努力,勇于开拓,为华北敌后的宣传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
大章同志着手全面建立和健全华北各级宣传教育机构。1939年元旦起,《新华日报》华北版、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在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报》及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的《前线》、《解放》等报刊陆续发行,各区党委也在北方局协助下创办和改进了自己的报刊。《新华日报》华北分馆自办印刷厂,自办发行,在敌人扫荡中坚持刊行“战时版”,使党报成为华北敌后一面高扬的战旗。大章同志还明确提出过党报是人民的报纸的观点,指导《新华日报》华北版要当好人民的“聪耳”、“慧眼”和“喉舌”。在创办报刊的同时,北方局宣传部有计划地组织太行教育出版社、《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及后来成立的华北新华书店印行革命书刊,仅两年时间就印行45万册。此外,还开办或与地方合办了军政干部学校、通讯社、剧团等宣教文艺机构,加强了对敌伪的宣传斗争。
大章同志十分注意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他多次到基层巡视工作,注意发现和解决基层工作中“左”的或右的偏向。1941年7月,大章参加主持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筹备和会议期间的组织工作。从文件、提案的起草和审查,到各项会务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大章以他的模范工作受到与会人员的赞许,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还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临参会驻会委员,并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后经恳辞未列入)。
1942年,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华北地区旱灾频仍,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同志和大章同志被任为分局正副书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章同志协助小平同志总结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规律,吸取太行地区发动群众的经验,切实开展以推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为中心的群众发动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进行,使太行根据地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华北工作期间,大章同志在困难面前勇于进取的精神,埋头苦干、踏实细致、勤奋好学的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他平易近人,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他沉默寡言,却处处关心体贴同志;他原则性强,但批评下级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积极乐观,和大家一起过清苦生活,吃代食品,偶尔弄到一点好吃的,他叫上同志们一起“打牙祭”。他和同志们和睦相处,被年轻的同志们尊为师长。
有勇有谋斗敌顽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争得进占东北的先机,选派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出关。大章同志接受党的派遣,于1945年12月到达牡丹江,任中共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在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伪满军警特残余势力及土匪武装横行肆虐,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大章着重抓舆论阵地,仅用两个星期就创刊发行《牡丹江日报》,并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宣讲形势,阐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正统”旗号下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使越来越多的人靠拢到我党的周围,积极投入建设牡丹江根据地的斗争。他根据党的指示,通过在牡丹江郊区和宁安县的试点工作,制订和实行了《敌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为在东北推行这一作法提供了经验。他还经常与因故滞留在牡丹江的张闻天同志磋商研讨斗争策略,稳扎稳打地进行发动群众、建设武装、清剿土匪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1946年4月,他主持召开了牡丹江省临时参议会(会议期间决定改牡丹江省为绥宁省)并当选为议长。根据中共北满分局指示,大章一方面部署与合江省军区部队协力清剿土匪武装,一方面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建立乡村基层政权。这年秋冬间,牡丹江地区的匪首及其主力被歼,以宁安、穆棱为重点的反奸清算斗争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牡丹江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1946年底,大章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民运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在东北期间,他遇到“左”的干扰和其他一些困难,思想十分苦闷,但仍以大局为重,审慎地处理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做好工作。
中共中央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在东北全面展开。大章同志在基层调查时,发觉一些地区乱打乱斗、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农村工商业情况严重。1948年1月中旬,大章同志从党的政策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发出,证明大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留下光辉照后人
1949年,中共中央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划江而治”的阴谋,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这年秋,大章同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军到达四川,任中共川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我党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克服工作中的重重困难,保证了川南区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至1952年夏,川南区清剿残匪、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进展顺利,较快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
四川省建制在1952年恢复后,大章担任省委副书记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历任四川省省长兼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等职,为四川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后半生的心血。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勤勉工作,常常自己动手起草报告和讲稿,需要秘书代劳时,也详授提纲,认真修改;在党的生活中,他恪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并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正自己的看法;他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经常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后,才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工作方针;他为人正直,对工作敢于负责任,不贪功居功,不诿过于人;他讨厌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一套,更不以权谋私。这些优良品质和作风,为四川广大干部所熟悉和称道。
“文革”期间,大章同志曾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和关押。1967年出来工作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与省革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恢复四川工农业生产秩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大章同志不是完人。他受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影响,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1975年秋,大章同志到中央统战部任部长,次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章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的一生。他所创造的不朽业绩和表现的优秀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努力开拓,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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