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中的黄土地——宁夏黄土区科学治理采访笔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苏醒中的黄土地
——宁夏黄土区科学治理采访笔记
本报记者 谢联辉
“黄河流失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平均每年泥沙流失量高达１６亿吨。这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主动脉出血。”
这是一位美国朋友的话，虽然不很切当，却道明了致使黄河变为“害河”的黄土丘陵破坏程度，导致黄土地区人们贫穷的水土流失严重性。治理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宿愿。
改革给中华大地带来活力。生态环境较恶劣、经济建设较落后的黄土高原，在改革中有没有变化？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程到过去穷得叮当响、曾一度被人遗忘的宁夏南部黄土区采访，并在北京访问了一些为治理黄土高原服务的部门和专家。
　　　　贫穷，将被抛弃
宁夏黄土区的西吉、固原等县现在还穷，不过这种穷已看到了头。
如果听农民谈起过去的穷，心里会发怵。
有位干部到老乡家了解情况，正好赶上主人升火弄饭——打糊糊。主人为招待客人，临时把打糊糊改为烙干饼。哪知烙饼差口气，灶前准备好的干草烧光了，急得主人里外转，就是找不到一点可烧的，最后没法，赶紧把头上戴的草帽往灶里塞，才把饼烙好。客人饼没吃，流了泪。
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后感叹地说，这是“中国贫困之尖端”；为这里脱贫服务的有关单位，无不愿献出一切；就连一些外地出差的同志，临走时都巴不得把随身衣物赠送给这里的群众……
黄土地的人就不会种地？就不会劳动？
这里的农民有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经验，每个劳力担负着比全国高出７倍以上的耕地面积。从种到收，早出晚归，疲于奔命。可祖宗留下的“粮仓”、“油盆”，到这一代就是不长粮、不流油。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打三四十公斤粮、收二三十公斤油籽，可到坏年景，连种子都收不回。
谁不想改改这里的天、这里的地？可难呀！
解放后，大家劲头足，总以为人多力量大，能胜天，搞过“抓纲”的大运动。为了多种粮食，把地一直挂到山顶上，有的县把已经少得可怜的草地、林地都垦了，一个劳力平均要种７０多亩地。累死累活辛苦一年，常常是两手空空。
在７０年代，还搞过工程治理。有个县１０年间国家投资近４０００万元，筑了坝，修了库，连补贴投资的一半还收不回。
吃不饱肚子，政府给返销粮；没钱用，国家年年发救济款。可做饭、烧炕，总不好意思再要上面用汽车、马车运柴草吧！荒坡上的草，牲口都不够吃，为了人饱肚子，只得从牲口嘴里夺柴草。一个县平均每年有１０多万劳力要用８０多天的时间，把荒山野岭像梳篦子似的，割呀！扫呀！铲呀！挖呀！能烧的都要，挖半亩地，连草根都算在内，也不过十五公斤左右，拿回家，羊饿得咩咩叫，娃饿得哇哇哭，这把草，往牲口棚里放，还是往灶里添？难呀！
农民说，“开始有人说俺们懒，话可难听哩。后来专家说俺这里是生态恶性循环，虽不懂这话理，可中听。”
自从全国兴起了改革，特别是从８０年代起，这块黄土地，天在变，地在变，人的思想、观念都在变。
从北京、兰州、银川来的一批批大知识分子，要在这里搞什么种地试验。新鲜！
一些教授、专家在山上坡下用仪器测这，量那。纳闷！
这些文化人要教祖辈种地的人，按计算机设计的啥模式种地。好笑！
更怪的是，中央、区里给钱，有的地方联合国还给粮，只要照着规定办，保证不挨饿，将来收益还归己。
想不到，出了奇事。就说人家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搞的西吉县黄家二岔、固原县上黄村两个科学试验点，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把坡上的地退耕种林草，原来种粮食的田减掉１／４到１／３，粮食总产量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原来荒山秃岭都种上树、种上草，植被覆盖度达５０—７０％，水土流失减少５０—８０％；原来倒挂在坡上的田都放平，既保肥，又保水，产量还高。现在，农户家里烧的柴草不愁了，栏里的牲畜增加了２至３倍，人均占粮由原来二百公斤增加到四百公斤左右，人均收入增加近１０倍，连续两年的大旱顶过来了。
这种变化，黄土地其它村村寨寨也有。这给黄土高原带来了希望。
　　　　探索，艰难曲折
打开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治理黄土高原、治理黄河水患的记载，可是都没有改变黄土地的厄运。自西汉以来，原来覆盖率达５０％左右的森林，被连年不断的兵燹、毫无节制的垦殖，几乎全部耗尽。到１９４９年，森林覆盖率仅２％左右，失去植被保护的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每年被侵蚀０．２至０．７厘米表层土，若筑起高宽一米的土堤，可以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还有富余。
黄河越来越暴烈，泛滥机率越来越高。据统计，近１８００年，共发生水灾３３０多次，其中，前６００年，平均每１００年发生一次；中６００年，平均７年一次；后６００年，每２．５年发生一次。黄土地的水土流失和黄河水害，成为人们的心腹大患。
在治理黄土地、治理黄河方面，数解放后３０多年来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多，对这种灾害的认识更为深刻。虽然现在与解放初期的黄河泥沙含量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但人们在认识的长河中，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寻求到根治的途径。
专家认为，这里热量时空变异大，气温地域变化明显，降水分布极不均匀，雹、霜、洪、风、旱五灾齐全，严酷的自然条件要求严格的适地适种。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林牧生产用地，是能否取得生态、经济双重效益的关键。但长期以来，未能抓住这个关键，不恰当地强调垦荒种粮，“基础”、“纲”、“帅”，霸占了林草土地。结果，粮食十年九逢灾，土地越垦越荒，越荒越垦，汗水泡湿了土，打下的粮却饱不了肚。
旱路走不通，走水路。水是侵蚀黄土地的动力。当初想得也在理：只要修库筑坝，一段段地把水拦截住，既可以减低地表径流，不让土冲跑，又能蓄水浇地。有水、有土，就能发展高产稳产田，发展工副业。于是，把水利建设当作“命脉”、“先行官”，风风火火地好好干了一阵。５０年代，制定了治黄开发方案，除了在黄河中上游以亿元为投资单位建起“阶梯式”的大型水电站外，３０多年来，还发动群众，千军万马上阵，在黄土区以万元为投资单位，让中小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可惜，这“花”结的“果”，与原设计的预期效果相差太大。
早在１９５７年，著名科学家竺可祯等就惊呼：“要在水库流域大力造林、种草和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事实也证明，科学家意见是对的。建国以来，山西省西部山区修建水库１１０座，总库容８．６亿立方米，已淤积３亿立方米；陕西１９７７年调查１００万立方米库容的水库１２０座，４０座已报废。许多水利设施，因土质松软湿险、地面沟壑纵横，基础不牢或工程难于配套。旱时，有水用不上；涝时，象“豆腐”易被冲垮。世界上许多国家规定，库区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不达到５０％以上不准拦洪筑坝，而我们缺少这个章程。
挂“帅”的占地产粮少，封“官”的得钱见利少，作为不被重视的小“兵卒”——林草工作，地少，钱少，还得承受黄土地７０００万人生活所需的柴草，那就更难施展开来了。
人们的认识进入“弯弯绕”。可就在这绕弯弯过程中，人们想得更深，想得更远。
林业经营东山，草地植在西坡，南山库坝高筑，北区梯田层层，可哪一方也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超脱于各业务部门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以及一些部门头脑冷静的专业工作者在思索：能不能在多学科的边缘，另辟蹊径？
荒原治理，中国需要，外国也需要。奥地利、日本、美国、联邦德国、苏联等国专家不断丰富这种经验，提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理论，形成一门新兴学科。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黄土高原？５０年代，我国专家开始了实践。
专家分析黄土区自然特点：小流域是水流与环境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面积一般为３０平方公里左右、一个个处于非平衡状态下的开放系统。这里既是人们居住、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又是降雨后径流、泥沙的产地和输送通道。治理好每个小流域，对治理黄土高原、黄河水患至关重要。这就要求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根据每个小流域治理的目标，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把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紧密结合，使过去一根筷子支撑不起的压力，让捆在一起的十根筷子去顶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政治风云干扰、长官意志干预，人心散，小流域综合治理办法扎不下根。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生产责任性加强。特别是近几年，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在流域规划中，采用常规规划法与生产函数法、线性规划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治理过程中，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把每个农户的责权利通过计算机设计，与小流域综合治理连在一起，使科学的治理办法有了坚实的基础。
８０年代初，水电部钱正英部长首先肯定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治理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的最好措施，并单列经费推广。
　　　　细流，汇成大河
倘若把黄土地比作舞台，小流域综合治理则像一个原来不起眼的“跑堂”配角，突然要登这个舞台，主演千百年来都想排演而都无法开场的话剧——治理黄土高原、治理黄河。
７０００多万黄土地区人民能否脱贫致富？生活在黄河下游１亿多人民生命和数千亿元财产是否可摆脱日益增高的“悬河”威胁？国家３０多年投资数百亿元都未解决的问题，这个“小字辈”的治理办法能否奏效？人们有理由怀疑。
１９８２年前后，登台“试演”的２０００多个小流域中，数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９８１９５吨小麦为基础展开的宁夏西吉县“２６０５”项目投资最多，治理面积最大，大家议论最集中。记者在这一片议论声中，来到西吉县。
汽车一进西吉，就觉得生机盎然，可一到招待所，就有人直率地告诉说：“种树种草成绩不小，但群众生活仍不富裕，生态效益离人们太远。”后来又看到一份反映西海固地区（西吉、海原、固原等县）情况的材料，说这里把林草的作用估计得太大，在农业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建议放慢种林草速度，压缩投资标准，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旱作农业。这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的看法。
有位副教授拍案而起，说：“现在有些对西吉工程的评议太不公平了。我国专家早有定论，‘２６０５’项目规模大、进展快、质量高、效果好，居国内领先地位。外国专家认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能把治理工作搞得如此之好，不可思议！西吉人民用事实证明，小流域治理能大面积推广，黄土高原能治理，群众能脱贫。”参加这项工程设计的科研人员列举了许多数据：１９８２年治理前，这里人均收入三四十元，人均口粮１５０公斤左右，近１０年吃返销粮７５００万公斤，发救灾款１０００多万元。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茶、醋”，这里农民样样愁。当时，专家们是含着泪水完成设计任务的。到１９８５年，４年时间就超额完成全工程。林草覆盖面积由１１．５％上升到３７．２％，土壤侵蚀总量减少一半左右。为植树种草，退坡耕地９１．９万亩，人均产粮却增加７４％，人均生产性纯收入增加２倍多，５０％农户建了房，２／３农民解决低水平温饱，１／１０开始富裕。
我们要求采访西吉县负责同志，可一等３天，推说工作忙，回避。私下问其缘故，有人说现在议论纷纷，自己表白，反而不好。也有人说，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援助项目被掐断，第二期工程还没着落，有苦难言。这是工程主持者的心态。
走访西吉周围黄土地区一些干部、群众，大家都说小流域综合治理好，急于列入计划。可苦于家底穷，每年通过一些渠道要来一点资金，难于撑起大场面。
泾源县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县穷，国家每年拨给近１０００万元钱、１０００万斤粮，还很穷。专家认为发展水源涵养林对改善黄土地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可我们在任期３年内，首先要解决的是平均每平方公里２１０人的肚子不挨饿。对于不宜种粮的地，愿多种草，发展资金周转快的畜牧业，因为生活太苦的群众等不及１０年树林长大后的效益。”这是一方领导人的苦衷。
姓农的管田土，姓水的搞水利，姓林的负责植树……大家都知道小流域综合治理好，可哪一家都无法把小流域治理工作包下来。据说，流向黄土地的资金渠道有１０条，每年一共有多少钱？谁都说不清。一份资料说，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４年，国家给黄土高原支农财政拨款有４００亿元，如果加上其它救济款、扶贫款，就更多。“七五”期间，国务院又将拿出１００亿元左右，以贴息贷款、以工代赈等形式，扶持贫困地区，黄土地当然又是重点对象之一。可惜，这些渠道的资金汇不成大流，在这块生态脆弱的黄土地上，掀不起大的浪花。这是各部门的苦恼。
小流域综合治理就像一块巨石，在这块占国土面积１／１６的黄色古泥海中，击起了高高水柱、道道涟漪。外行与内行、进入角色的与未进入角色的、省（区）、地县块块的领导和由中央通向黄土地基层的条条渠道，都在思考。这里有误解，有疑虑，也有冲破偏见、挣脱捆绑手脚绳索的热望。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般需要１０年左右时间为一周期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会不会因某些地方责任者听取某些片面的或不负责任的意见后，导致中途停顿？会不会因某些指挥者囿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偏狭，忽视治理的综合性？会不会因某些地区领导同志的好恶，这届把农林草（牧）业作座上宾，下届把轻工、开采业当座上宾，随着三五年的换届，大折腾一次。
专家们认为，目前制约综合治理发展的最大因子是，松散的管理机制和多渠道投资形式。国家成立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是黄土高原地区６省区负责人参加领导的协调组织；水电部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司内的小流域治理资金很少；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每年２亿元投资，只有５．３％用于小流域治理；林业部的“三北”局用于黄土地的资金也很有限；中央各部委通过传统渠道流到黄土地的资金算起来不少，但一撒开，就如在黄土上撒了点“胡椒面”。
有关部门统计，现在黄土高原每年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为１．３％，如果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尺度去衡量，进展速度要小得多。有人估算，“七五”期间，黄土区每年支农、扶贫、贴息贷款等资金可达１５亿左右，如果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机构，加强国土整治方面的投资和管理，赋予责权利，把资金捆在一起用，并组织有关科研人员成立科技咨询服务组织，负责综合治理规划、设计。以每亩５０至８０元治理费计算，原来１００年左右未必治得好的黄土地，用现在的投资规模，在３０年左右就可以治理一遍，农民基本上可以摆脱贫困。如果以小流域为单元，坚持综合治理６０年，这里可以走上致富道路，黄土地水土流失、黄河水患可以基本治理。
人们在盼望。随着改革的深化，迎来春风化雨，黄土地苏醒了，披上翠绿翠绿的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