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下新记——滁州群众文化活动见闻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醉翁亭下新记
——滁州群众文化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朱碧森
手掌心放一枚针，慢慢张开。嘿！针直直地竖了起来，像个憨小子。四周响起了掌声和惊叹声……
这不是在街头，也不是在剧场，这是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写的地方——安徽滁州市琅玡乡，农民张玉贵正表演魔术。他与儿子、儿媳、女儿等拉起了一个个体杂技团，逢年过节走乡串户演出，平时种植花草，到旅游点给人拍照。一家人就靠这来钱，按时下的说法，叫文化专业户。
滁州有多少文化专业户？数不准。有的并不是为了钱，纯粹娱乐。沙河镇有个胡友林，爱听评书，在街上开小店、卖货时也不忘放录音自我欣赏，不料天天吸引了一大批人。看到这状况，镇里就给他送去了录音带。这自然而然形成的书场经久不衰。
说起办文化站，过去也没少强调，但那时政治挂帅，文化站就像学习班，吸引不了人。现在是老百姓求知求乐求美，满足自己的需求，情形大不一样。８０年代初，有的农民自己出钱租拖拉机进城，带着棉被睡街心。这是为买彩电还是冰箱？信不信由你，就为了一张戏票、电影票。现在当然不用费这么大的劲了，在村里就可以看电影、录像。除了看，还要自己唱自己跳，这更有味道。记者在滁州时，珠龙乡正举行第二届“丰收乐”娱乐节，周围几个乡的农民也赶来了。恰巧从北京来了几位艺术家，与农民同台演出。大伙儿甭提有多高兴，那热烈气氛，不比放百十包花炮差。
要使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这种渴求在滁州农村可以感觉到，在城里更强烈。
第二纺织机械厂的“飞虹”艺术团特有意思，团员多是舞场上的常客，到外头跳，不如厂里跳方便。于是，从厂外跳到厂内，组织了这么一个业余艺术团体，又从厂内跳到厂外，除了给本厂工人演出，还到别的单位演。节目呢，不少是交际舞。
要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少不了场地、设施……一句话，要有钞票。有些领导也不是不关心，但掂着手里的几个铜板，感到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其实，当群众真正感到文化生活是他们自身的一种需要时，点子可多啦。滁州的“群众文化社会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适应了不同层次的文化要求，多姿多彩。光组织和经营形式，就五光十色：有能力的企业独办，建安公司一家就办了舞厅、录像馆、电影院、电子游戏室；能力差一点的横向联合，乌衣镇文化站有人才无场地，那儿的道班有设施无人才，两家合办文化村，各得其所；兴趣浓厚的个人志愿结合，市业余艺术团的经费全由团员自己掏腰包；有的公家招牌私人经营，琅玡乡进城办酒歌楼，由个人承包经营，利润分成；有的私人办挂集体招牌，明星健身馆完全由个人投资，器械、装修的现代化在大城市也少见，乡里只帮忙批了块地皮；有些文艺爱好者吸引了一批人，他们的家自然而然也成了文化活动点，滁州人称之为“超小型”。
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活动形式，有的人不免担心，这不是放任自流吗？琅玡乡在城内办酒歌楼就引起过风波：“李向阳进城”也太胆大了点，占了城里地盘不说，还请城里姑娘去当服务员；光当服务员还好，竟还要当演唱员。这还了得！那些日子，儿女在台上蹦呀唱呀，父母也在台下跳呀骂呀：这地方能来吗？流氓，打架，酗酒，都是这地方招惹的呀！联名告状信飞往市里，市人民代表大会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禁还是不禁？还好，市领导头脑清醒，先和公安人员到现场看看再说。舞厅秩序很好，有个别人不规矩，不进舞厅照样不规矩，恐怕更放肆，作些合理的规定治这些人就是了。他们发现，文化娱乐对维护社会治安还有特殊功能呢。整顿非法出版物，有的地方街头书摊“触霉头”，滁州也整顿，但书摊数反而多了。
如今，文化部门也从“官办文化”小圈子中跳出来，充当群众文化活动的“纽带”。不少文艺爱好者孤掌难鸣，他们就搭桥铺路，使同好者结成社团。市业余艺术团的５４名成员来自２７个单位，全由市文化馆穿针引线串联起来。有一批离退休专业文体人才闲在家中，文化馆人员登门聘请，推荐给各群众社团作指导。而一些大型活动，文化部门自然少不了要出来“耍龙头”。
比照滁州群众文化生活百芳争艳的局面，一些还习惯于划框框、当婆婆，连舞厅都要下令禁止的领导，不知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