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醉酒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父亲醉酒
叶至诚
有位读了我父亲（叶圣陶）的《日记三钞》的文友兼酒友，不无赞赏和羡慕地对我说：“您家老太爷可是每日必酒呀！”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也好象果真是无日不酒的。去年抄写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日记，方才澄清，其实不然。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我们家在乐山被炸以后，父亲的日记里常有“过节（或者祭祖）所剩之酒，今日饮完，明将停酒”、“（某某）所赠酒昨已尽，连饮半月，该止酒矣”这类记载。而且，当年我们家买酒，甚至于不能够一斤一打，而是以一元钱为度，打几两来，供父亲喝上三四天；即使在有酒喝的日子，限于一天一次，不过一两多点儿，微醺而已。上述情形，按说我都曾经耳闻目睹，后来却全被一般的印象湮没了。可见大而化之的回忆，往往与事实有许多出入。
另外，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几乎是从来不醉的，看来不少人都以为是这样。然而，读了他老人家从１７岁生日那天开始写的２２册日记，发觉父亲跟我一样：青少年时代不免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由此推想，这大概是好酒而非酗酒者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到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喝酒早已很有自制了；我所记得的父亲醉酒仅仅只有两次。
一次就在乐山被炸以后，我们家住在乐山城外张公桥竹公溪旁雪地头的时候。有位在武汉大学教基本英语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我父亲颇有酒量，特地请我父亲到他的宿舍里去喝酒，其中当然有较量一下的意思。这一天父亲应邀去了。直到午后的太阳光不再像针锋那样刺眼，母亲忽然连声喊道：“三官，快点，爹爹吃醉了！”只见我家茅屋前，横穿旱地那条灰白灰白的土路上，父亲正一脚低一脚高，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走来。我连忙窜出竹篱笆门，迎上前去；父亲却没事似的对我笑笑说：“我呒啥（吴语‘我挺好’的意思）。”扶他进屋里躺下，不多一会儿就入睡了。后来得知，那回雷纳也喝醉了。只是雷纳就在自己的宿舍里，我父亲却要从文庙近旁的武大宿舍走出城外，再走四五里路回家。
还有一次醉酒，在１９４６年的１１月３０日。抗日战争结束，我们一家子乘木船东归，定居上海，将满一年。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震动心怀的事情接连不断：２月里的重庆较场口惨案；４月，夏丐尊先生发出了“胜利，到底啥人胜利？”的疑问，与世长辞；６月又有南京下关事件；７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相继被刺……这许多事情的背景，则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日渐从局部扩大到全面。１１月３０日是朱德总司令的生日，１９４６年恰好逢６０大寿，尚未撤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办事处，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到马思南路办事处所在地去喝寿酒，我父亲也在被邀之列。下午一点半钟左右，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福州路开明书店旁边停下，两位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我父亲扶下车来。当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当职员，又恰好轮到在门市部值班（开明书店曾经规定：其他各部门的青年职员都要轮流到门市部去值班，以便了解书店与读者的关系），同事中有眼快的立刻指着告诉我：“叶先生醉了！”这一次父亲可醉得半倚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头也竖不直了。我和同事们急忙上前；父亲转倚上我的肩头，口齿不清地再三向那两位工作人员致谢告别。这时候正在编辑部午休的母亲和哥哥都闻讯赶来，大家簇拥着把父亲扶进弄堂，扶上楼梯，扶到编辑部外间会客室里的长沙发上躺下，七手八脚地绞来热手巾，端来热茶。我只道父亲一会儿会睡着的，就回门市部了。谁知道没过多久，却听说父亲在楼上哭呢。原来他躺下以后，嘴里一直不停地在说，只是“呜噜呜噜”听不清说些什么，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到四点钟光景，我嫂子带了６岁的三午上街买东西，路过福州路，来编辑部打个转。父亲大概迷迷糊糊睡了些时候，醒来看见小三午，招手让他到自己身边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光彩的苹果来，对三午说：“看，这是烟台来的苹果。你知道吗？这只苹果是从烟台来的。烟台，你可晓得，那里是什么地方？（烟台当时是解放区）”他把苹果塞在三午手里，却又关照三午不要吃；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为朱德庆祝６０岁生日。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给朱德将军祝寿？为什么不给蒋介石祝寿？……”他反反复复，含含糊糊，只管这样讲；由此我们推断，方才他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些。
父亲这一次醉酒，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对他当时那种复杂心情的理解。尽管父亲后来没有讲起，我总以为那天他并不一定喝过了量，何至于一醉至此？只因为抗战结束以后牵肠挂肚的无数大小事件，交织在他心里。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这许多次大兴奋和大失望的、开明却不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幻灭，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佩与期望，尽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