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阳雨
大概我们可以用“记忆犹新”四个字来回忆１９７７年《班主任》发表，１９７８年《神圣的使命》发表——为此《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呢——１９７９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时的盛况。争相传诵啦，纷纷给作家写信啦，刊物销量大增啦什么的。就连当时对这几篇作品持严峻的批评态度的人，“批”的劲头儿也是热烘烘的。
五六十年代，同样不乏这样的盛事。１９６０年困难时期，《红岩》出书，新华书店前排的队绝不比糕点铺前的队短。《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创业史》以及一些引起过争议的作品都掀起过热浪，连作者得了多少稿费也被一些人津津乐道。
记忆犹新而又恍如隔世。现在呢，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已经很难出现那种“轰动”效应。１９８４年，出现了《百年孤独》热，并由此而出现了王安忆、郑万隆等人的一批作品；１９８５年出现了“寻根”与“新方法论”热，并相应地出现了韩少功、冯骥才、郑义等人的一批作品，１９８６年，又出现了文化热，出现了许多“文化发展战略”和诸如“现代主义与东方审美传统的结合”之类的命题。据说现代派已经穿上了中国道袍，羽扇纶巾，扇子上画着八卦，阿城的小说便是代表。所有这些热，已经大体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吹得挺响，却很少涉及圈外人。于是有人干脆提倡起画圈子来了。
到了１９８７年，连圈内的热也不大出现了。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了某种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摆出拯斯民于水火的唐吉诃德的英姿还是向亲娘龇牙齿的迫害狂，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先生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不是么？
是不是作家与作品产生了退步现象呢？很难这么说。比较一下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一些“热”过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是从大量平庸的一般的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与当今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还是当今的一些作品写得更活泼、更富有艺术个性因而从总体上更给人以多样与开放的感觉。但同样的事实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突出的好作品似乎是逐年减少。到了１９８７年，值得称道的好作品就更少。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作品似乎确不如前。从外部条件找原因未必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写作周期要比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周期长得多。愈是好作品就愈不是某种条件或气候的产物。而不幸的是，条件愈好，厚积薄发的作品就愈容易比“薄积多发”的作品少。
怎么回事？试析如下：
首先，社会的安定化正常化及其对读者心态的影响。起码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革命、抗战、胜利、解放、改造、运动、动乱、反帝反修、“一举粉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是充满了政治激动性的。本文开始时涉及的一些文学热浪，无不与政治热浪有关，无不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浓重的政治激情。全民的热点是为中国找出路，为一次又一次找到了金光大道而激动，为不能走另一条和又一条路而激动，为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走上金光大道通向天堂而激动，为一次又一次地非昨而是今而激动。
当然，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理想如今也有，也许更深刻了。但毕竟今天的情况是空前的安定、稳定。现在的热点是改革，没有错。但改革的热点是经济，人们对改革的看法要务实得多，思想准备要长得多。１９４９年全国都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１９５８年全国都唱“社会主义好”，１９６６年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却不会也不必要吸引组织大家唱“改革了的体制放红光”或者“改革就是好，敌人反不了。”如果说现在整个的社会都更加稳定，人们的心态，相对来说更缓和与宁静一些了，我们只能额手称庆。中国是个古老的大国，近百年由于屈辱困苦而变得相当易于冲动……不是么？
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很遗憾，但似乎事实如此。不知道这算不算什么“规律”。５０年代或者更早，青年人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确立自己的人生道路、价值观与政治方向。有不少人看完了一本书就离家出走，就冲破婚姻罗网、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革命队伍。７０年代后期人们通过“得风气之先”的作品来体察一下社会的新的萌动。例如，远在中央做出正式决定以前，《于无声处》就上演了，能不轰动吗？以后还能常常是这样或者有必要这样吗？现在呢，未必有太多的人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帮助他们理解或者解决人们最关心的物价、浮动工资、职务提升与职称评定、购买商品房或者考“托福”出国的问题。包括翻两番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大目标也未必需要文学的诠释或“吹风”。
不能笼统地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能笼统地埋怨读者的“素质低下”——不看自己的巨著却去看通俗武侠言情小说。甚至也不能笼统地责备作家没有去写改革写聘任制写横向联合写合营旅馆写中纪委正在处理的大案要案。现在写更大得多的贪污案也难以收到１９７７年的轰动效应，即使写得更深刻精彩。这里，笔者想冒说一句，如果一个社会动辄可以被一篇小说一篇特写一个文学口号所激动所“煽动”起来，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言论与决策状况不大健全，不大顺畅。说明这个社会人心不稳，思想不稳，处于动荡之中或动荡前夕。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许多成员只是为了“解闷儿”而读文学作品，冷落了一些救世型思想家与惊世玩世型艺术家的巨作，也并非完全可悲。要求增加工资的人去找人事科财务处，要求民主参与的人去找市长区长政协委员人民代表，要求惩治坏人的人去找律师检察院，要求打发时间的人干脆去看《卞卡》，他们都没有必要一定去找作家找文学作品。
当然，这不是说作家与文学将会失业。文学的功能是各种社会机构所无法代替的。难以因非文学的“形势”而获得轰动式的成功，这只能要求严肃的作家拿出更加有独特的艺术成果与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实货色（包括思想的、政治的、经验的、学识的、技巧的）的作品来。这也必然会使本来就不严肃的作家去搞些噱头性的东西，他们也许会变得更不那么严肃。界限渐趋分明，也好。
其次，开放的结果会使人们见怪不怪。封闭的结果当然是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开放环境中的人比封闭环境中的人更不易激动，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规律”。例如看惯了人体画的人不会因看画而产生邪念，而男女授受不亲的结果，只能是谁碰谁一下就会令人联想到性关系。回想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朦胧诗与所谓“意识流”小说居然能引起不小的波澜，能就“看得懂还是看不懂”而论辩一番。此后的一些年，一些文学作品如马原、残雪之作，在形式的怪异乃至内容的晦涩方面走得远多了。相比之下看得懂与看不懂、赞赏与斥责的声浪却低得多。当今文坛上，走爆冷门的捷径去争取一鸣惊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效应是愈来愈困难了。禁区愈少，闯禁区的诱惑力便愈降低。途径愈多样，走捷径的方便就愈减少，当然，这也不是坏事。
前些年出现了许多热，从“蛤蟆镜”热到“寻根”热，从邓丽君热到琼瑶热，从萨特热到拉美文学热，从办公司热到自费留学热。有的热得有理，有的热得没劲。易热的结果必然是易冷，而易热易冷反映了一种“初级”心态。
这说明我们的开放才刚刚开始，还不那么成熟那么善于消化选择，还不那么清醒稳重。降点温以后，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当然，开放的幼稚性只有靠进一步开放来解决，靠边开放边消化选择来解决，而不是靠停止开放来解决。
在谈到“凉”的问题的时候，第三，我们还得考虑一下作家本身的状况。有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这几年写得很快很多。要说的话说了不少。他们需要的是某种新的调整、充实、积累、酝酿、蜕变。作家正像油井，不可能总是喷涌。即使有的作家如王蒙、刘绍棠每年仍是新作不已、持续旺盛，但也有一种实际上的危机或者“颓势”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新作有可能只是旧作的平面上的延伸与篇数字数的递增，而平面延伸与数字递增并不值得任何作者与读者羡慕。
另外还有一批比较年轻的作家，有的是出手不凡，有的是叠出佳作，文坛上评评论论还是相当红火的，但也陆续露出了后力不支的样子。这方面王安忆讲得最为诚实。最近她在香港说：“我在农村插队落户时，常有多种遭遇，因而产生各种心情；回城后当刊物编辑时，也有各种际遇，时有所感。写作的要求都是在这种场合产生的。现在则经常坐在家中写稿，既无谋生要求，又无当初各种苦闷的心情……”，她又说：“不幸的是我过早成为专业作家。文学本来应该是人生的副产品……不料我先成为作家，生活倒成为我的次要东西了。因此，我感到困惑。”（见１９８８年１月３日《文汇报》三版）说得何等好啊，王安忆！你说出了我国“优越”的专业作家照拿工资制度的弊病。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可敬！你有没有勇气甩掉这个“专业作家”的空架子去追求实实在在的人生、并从而出现真正的文学这个“副产品”呢？
再如阿城，“三王”写罢，海峡两岸一齐喝彩。但他早在两年前的《遍地风流》里，已经重复《棋王》里“喝得满屋喉咙响”之类的受到激赏的句子了，这不是吉兆。如果他相当长一个时期拿不出新的好作品来，对于他本人，完全不必苛求责备，倒是一些喝彩者值得想一想，文坛固然需要当场起立的叫好者，不也需要一慢二看三想过的评论家吗？
近年又有新作者涌现，某些作品向怪向粗野乃至向亵渎等方面发展。有的还自称什么第五代（？）作家。成绩如何？还需要再看看。这里要说的，是不论什么新观念新手法新流派新句式，都不妨试验，裤衩当手套领带裹脚，也可以试，但这都不能代替真货色。真货色是作家的真才实学，真情实感，是作家的全部才能学识，经历经验，灵魂人格。如果您和您的读者确是吃得过饱，当然也可以写出一些撑出来的作品。如果您和您的读者确是太闲，当然也会写一些闲出来的作品。如果您和您的读者确实是才思如流星飞瀑如钱塘江潮，当然也会写出一些大破条框的作品。怕的是您刚够卡路里就超前打饱嗝，刚旷了一天工就炫耀无聊，二等的才华却具备头等的疯狂、颓废和痛苦。
文学当然会有新的高峰和新的突破，只是得来不会如此廉价。年轻人会成长起来，通过自己的坎坷的路。减少他们的曲折和坎坷的长者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该说的话总归该说，回避文坛现状的矛盾是不可以的。但谁也无法代替他们前进，代替他们突破或诈诈唬唬地自称突破。也不能代替他们跌跤和碰壁。
文学热确实在降温，无需着急也无需生气。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的变化。社会心态也在变，这种变必然会反映到文学领域。从不同角度出发怀旧，不喜欢乃至大不以为然目前的种种文学现象是可以的，但谁也无法不让它变化。凉一凉以后也许会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境界，出现新的人才或老人才焕发新的活力。也许凉一凉以后才会出现真正的杰作。但愿如此。但这种相对疲软的局面也许会延续乃至加重，谁能说准呢？连副食供应都那么难预测，何况虚无缥缈多了的文学？当然，从长远来说，前景仍然是乐观的。能不能预测一下今后一些年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呢？更难。但不妨试一试：
一、文学的进一步分化：尽管把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结合起来做到雅俗共赏、曲高合众是诱人的理想，但这二者的进一步分化、文学的双向发展与作者读者在这二者之间的摇摆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事实。类似的双向发展还有洋与土，纪实与幻想，巨型与微型，道德与非道德，极端与综合，高尚与俗鄙，艰深与浅白等。包括一些长年以来没怎么发展起来的形式，如推理小说、自传小说、历史小说等，都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深沉化，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表现为思考的更加理性、更加深邃、更加全面多侧面；一方面表现为对人的灵魂的进一步关注。在描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一些典型人物的时候，不论是对战争、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乃至于写今天的改革，不论是写什么样身份的人物——红卫兵也好、老干部也好，资本家也好、佃农也好，将愈来愈突破简单化程式化与脸谱化的模式，将不再是某个口号或理念的图解，而日益反映出我们的民族已经在变革与建设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段路的成熟性与更深刻、更宽阔的概括力。另一方面，深沉在于写出人的灵魂，叫作“触及灵魂”，不过不是用“大批判”。文学将更深入生动地描写人的喜怒哀乐，描写人们的（当代的、现代的、古代的，特定的与普遍的，特定历史时期与永恒的）困扰与激动，写人的内心需要，写人的内心的痛苦与追求。这些，当然具有社会的与历史的内容，但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内容是通过或往往结合着人性的内容、生命的内容来展现的。这里要说的一句话是，无神论者也需要拯救（包括安慰、净化、超度、激励）自己的灵魂，当人们寄希望于文学家的时候，一篇又一篇小说不能仅仅用一些粗鄙的脏话或者梦呓式的咕哝来搪塞读者。也许一个时期以来作家努力显得比读者高明比读者先知先觉未必总是得计的，但也不可能走上在作品中显示作者比读者更白痴或者更提不起来乃至更流里流气的路子。从长远来说，在实现“全民皆小说家”之前，读者需要的仍然是亲切的、诚实的、精神上更多而不是更少有力量的作家。我们的文学界内外已经饱尝“假、大、空”的超级口号之苦，人们厌烦洋洋洒洒的空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反过来以为堂堂中华文学要走犬儒主义、玩世不恭的无理想无追求无道德的道路，也是荒谬的。这种赶时髦也很可笑可悲。
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经过一段初级开放的多方引进多方寻根以后，在一大堆洋玩艺儿古玩艺儿土玩艺儿都不再新奇了以后，在创作上那种急于甩出去、争当第一或者相反，见到新玩艺儿就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的心态渐趋平稳以后，有可能出现新的更加民族也更加时代的作品。在一大批涌潮又退潮的作品沉淀下去以后，也许从这几年不那么“活跃”的老人或者这几年尚未露头的新人之中会出现几部真正能留在文学史上的巨著？谁知道呢？文学与生活一样，人们当然寄希望于未来。
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是来了，黄金一样的作品却不会因时代的黄金而自动涌现。《红楼梦》的出现恰恰不是时代黄金的结果。我们需要观察，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更需要潜心全面努力。新时期的文学已经渡过了它扬扬得意而又众说纷纭的十年，新的十年需要的是更扎实、更沉静、更清醒、更严格要求的专心致志的劳动。
　　（原载１９８８年１月３０日《文艺报》　转载时作者作了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