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个性的探索——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富有个性的探索
——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樊骏
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经受着政治运动、思想批判的反复冲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迅速减少，角度、标准、观念日趋划一；一些文学史著作，从历史分期、中心线索、章节结构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分析评价，也都大同小异——用越来越单调的模式，陈述着越来越贫乏的内容。不能说当年的工作一无是处，纯属无效劳动，但它压抑研究者的创造性，进而窒息整个工作的生机，是早已为这门学科的痛苦经历所证明了的。进入新时期以来，从绝境中复苏过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打破了原先那种狭窄呆板的格局。这一趋势起初主要表现在单篇论文中，近三四年来也开始出现于文学史著作之中了。最近读到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三十年》），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最富有个性色彩的精神产品，研究文学史，自然也应该具有独立的方法和价值尺度。《三十年》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品格。它摆脱了长期以来单纯地从政治角度描述文学历史的模式，不再把中国现代文学当作革命史、党史的文学例证或者艺术插图；也改变了前些年那种为历次运动中遭受过不公正“批判”的作家作品平反昭雪，重新作政治结论的做法。它转向正面的系统的学术建设。在本书的作者看来，“五四”以来三十多年的文学，与通常所谓的近代文学、当代文学，具有同样的整体性特征，共同地组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创造新的民族文学，是它们根本的历史任务；现代化和民族化，成了这场文学变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作家的实践中各有侧重的两种追求。他们由此获得了新的审视历史的角度，选择了新的陈述范围和研究对象，确定了立论的新依据和褒贬的新标准，形成了新的贯串前后的线索；对这段文学历史展开了具有自己学术个性的探索。
他们的笔墨始终集中于文学本身，尤其是努力突出文学历史演变的轨迹。全书既有专门的“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的综述，又分门别类地对不同时期里各种文学体裁、众多文学流派的创作进行梳理和剖析。对于作家，着重探讨各人的创作个性、与众不同的成就和地位。
《三十年》改变了文学史著作中常见的平铺直叙地陈述史实的手法。它几乎没有专门的时代背景的描绘，大大压缩了一些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叙述，甚至避开作家生平、创作经历的介绍（这方面的内容，部分地由附于文章末尾的“本章年表”承担）和作品内容的复述。这样做，是为了突出构成文学历史主体的文学创作。本书一方面从纵向上勾勒文学发展的进程，从横向上渲染各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形成历史的整体感；一方面又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思想主题的剖析中，注意点出它们的代表性以及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举一反三，深化了对这些事例和整个文学历史的理解。前后呼应，左右联系，把历史的“点”、“线”、“面”较好地结合起来了。这样对某些方面有所简化淡化，对某些内容又有所强化深化的处理，使本书具有史纲以至于史论的色彩。人们对此可能会有不同评价，但作者确实是在寻找和创造一种能够尽量发挥史识的笔法。读者即使未能从中找到某些具体史料，却会得到不少学识上思想上的教益启迪。在已经编写了几十种现代文学史，各种类型的现代文学辞典、工具书又纷纷出版的情况下，这种探索自有值得重视之处。
王瑶先生的序言和作者的后记，都提及“全书总框架未作根本性的变动”。这使本书在章节结构上未能给人“焕然一新”的印象，或许还会让急切地渴望文学史编写工作能有更大变革的同志感到有些失望。但重要的是，与原先相似的体例框架中所容纳的，毕竟是不同于过去的新鲜内容了。作者说“在现代文学研究实现更大突破之前，这样处理是稳妥与必要的”。看来他们对整个工作的发展有长远的考虑；与设计一个全新的构架相比，他们更专注于观念观点的创新。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缺陷，不如说它表明了他们的探索远没有结束，今后当有更多的进展。本书的主要弱点，在于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形式、结构、技巧以及它们的沿革的分析不够，有些（并非全部）作家专章写得单薄了些。“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为创造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所作的艺术追求，包括成功和失败，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的创作颇多可供借鉴之处。能否总结好这些历史经验，关系到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未能充分发掘、剖析这些大师们深厚的美学的历史的内涵，不只是难以写好有关的几个作家专章，还会影响整个文学历史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