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与形势——天津北京猪肉蔬菜市场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物价与形势
——天津北京猪肉蔬菜市场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唐梭
元旦前后，我们就１９８７年人们普遍关心的猪肉、蔬菜问题在天津、北京作了初步调查。现将调查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整理如下。
调查前的疑问
调查前，我们从１９８７年经济情况的有关统计资料和分析材料中，看到了一种矛盾的经济现象：一方面是工业快速均衡增长，农村经济繁荣活跃，粮食丰收，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本得到控制，全年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比总需求快了两个百分点。总之，前几年使人们感到棘手的一些经济问题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７．２％，超过上年６％的增长幅度。
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１９８７年总供给的增长快于总需求，物价上涨还要突破计划？一种解释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局面是多年累积起来的。这个论点或许有道理。但它却难以解释下列统计数字：１９８７年食品类价格上升幅度最大，达１０％，在物价上升总指数中，它占６６．７％。穿、用等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４．８％，在总指数中只占３３．３％。在食品类中，价格上升最快的是鲜菜和猪肉。１９８７年各大城市猪肉价格比上年上涨２０％，蔬菜价格上涨３０％。为什么“过大的需求”没有怎么拉动最应该拉动的穿、用工业品价格（这是高消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反而拉动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蔬菜、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因为群众手里的钞票过多，还是因为这些生活必需品发生短缺？
猪肉、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短缺
商品短缺有三种形式：比较轻微的短缺是商品的增加赶不上社会购买力（即货币）的增加；严重的短缺是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商品（需求弹性极小的商品）的增长低于消费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增长；最严重的短缺是生活必需品数量的绝对减少。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天津、北京的猪肉、蔬菜缺短属于第二、三种形式的短缺。
先看生猪的产量。以北京为例：１９８５年存栏１５７．６万头，出栏２０９．３万头；１９８６年存栏１４５．６万头，出栏１９６．５万头；１９８７年存栏１１５万头，出栏１８０万头，呈绝对数量逐年下降趋势。据了解，全国生猪产量也有较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６年，全国生猪出栏２．５７亿头，１９８７年只有２．３７亿头，下降了０．２亿头。１９８７年是生猪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猪肉销售量最大的一年。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主要是我们统计的销售量只是国营副食店的销售量，不是全社会猪肉销售量。自从天津北京猪肉市场部分放开后，一部分鲜肉上了农贸市场。１９８６年生猪产量大，市场调节的猪肉多，质量好，价格也便宜，比较接近国营猪肉牌价。群众为了方便，也为了买新鲜肉，到农贸市场买的多，国营销售量反而不大。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低，市场调节部分减少，价格上涨，人们都转向国营商店买肉，因为国营猪肉有财政补贴，价格稳定。特别是猪肉限量供应以后，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抢购心理，另一方面更拉大了猪肉的市场价和国营牌价之间的差距，使群众更多地买国营商店的肉。北京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开始对猪肉限量供应，使猪肉月销售量猛增，达到２．１万吨的全年最高水平，库存的猪肉急剧减少，迫使北京市于１１月份实行定量供应。这就是说，１９８７年国营系统猪肉销售量的增加，并不等于群众吃肉量增加，而只是说明由于猪肉短缺的紧张空气，刺激群众把猪肉的商业库存变成家庭库存，说明由于猪肉短缺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调节份额发生了改变，说明短缺与非市场经济体制是相互加强的关系。
蔬菜大致与猪肉的情况相同。天津市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蔬菜产量都是１９．５亿斤（市斤），扣去损耗（下同）销售量为１６．５亿斤。１９８７年产量下降为１９．３亿斤，销售量为１６．３亿斤。北京地区的几种大路菜１９８７年也发生短缺。
我们从这些情况得出两点印象：一、１９８７年零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以猪肉蔬菜为主的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二、导致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短缺。
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下降是波动的结果
据了解，１９８７年蔬菜减产主要是农用生产资料涨价以及其他有关政策问题，也有气候不正常因素。我们着重分析一下生猪产量下降的原因。
说到生猪产量下降，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是整个农业生产开始萎缩的征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调查的情况表明，１９８７年生猪短缺不是农业生产萎缩的表现，而只是生猪产量波动的结果。从统计数字看，我国８年来的生猪产量有增长也有波动：生猪存栏数，１９８０年３．０５亿头，１９８１年２．９３亿头，１９８２年３亿头，１９８３年２．９８亿头，１９８４年３．０６亿头，１９８５年３．３亿头，１９８６年３．１５亿头，１９８７年估计为３．１１亿头，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持续两年上升，从１９８６到１９８７年又持续两年下降。生猪出栏数也有波动，比较明显的是１９８６年比１９８５年增加了近０．２亿头，１９８７年又比１９８６年减少了０．２亿头，这是近几年来猪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１９８７年的生猪产量正好处在波动周期的谷底。
引起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较大幅度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粮价的变化。１９８４年粮食大丰收，是历史上创纪录的丰产年，饲料价格便宜，与此同时，还提高了生猪收购价。养猪前景看好，开始增养母猪，导致１９８５年存栏猪比１９８４年猛增了０．２４６亿头。但是１９８５年粮食多得没法办的呼声过高，致使加价收购大批粮食出口，年底粮价开始上涨，在生猪收购价没有变动的情况下，粮价上涨使养猪吃亏。所以，１９８６年虽然是生猪出栏创纪录的一年，也是生猪存栏数和母猪数下降幅度惊人的一年，北京市生猪存栏比上年下降了７％，后备母猪下降了４３％。这必然导致１９８７年生猪出栏大幅度减少。由此看来，粮价对生猪出栏量的影响大致后延１年。１９８７年粮食和其他许多农作物丰收与生猪减产并存，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个原因是农村各业生产比较收益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养猪的人越来越少。首先是乡镇企业发展，其利润率比种植业和养殖业高得多。近几年农村运输业、商业也得到发展，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人的收入也比种地养猪高。天津反映，在养殖业内部，收益最低的是养猪。群众说，“养四条腿（猪），不如养两条腿（鸡），养两条腿不如养一条腿（蘑菇），养一条腿不如养没有腿的（鱼）。”养猪收益低，占用资金多而且时间长，占地面积大，运输难，劳动强度大，风险也大，死亡率在１０％左右。从比较收益看，天津郊区养三只鸡相当于养一只猪，人们当然愿意养鸡而不养猪。
很明显，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减少，并不是我国农村生猪生产能力达到了极限，而是农民感到养猪不合算，养猪的积极性开始下降。因此，生猪产量波动，说到底是农民养猪积极性的波动。稳住了农民积极性，就可以从根本上稳定生猪生产。
还应当说明，我国生猪购销市场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猪生产的波动。如果购销市场吞吐容量大，向上波动时多吸纳，向下波动时多吐出，波动就可能趋缓。但实际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购销市场容量很小，多也多不得，少也少不得，有时还反其道而行之，生猪多了时反而把猪肉往外抛，少了时又层层截留；有时错误地放大供求信号，使季节性的或少量的相对过剩造成严重价格下跌。
要学会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
粮价上涨和比较利益的变化只要及时引起生猪和猪肉在价格上作出相应反应，本来不应导致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大幅度下降。遗憾的是，价格机制的这种灵敏反应被生猪和猪肉的现行订价制度切断了，发生了“价格机制中梗阻”，使供求之间脱了节。我们的生猪收购价既不是按传统的成本加平均利润的原则订的，也不是按市场的供求法则订的，而是按我们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城市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制订的。１９８７年天津生猪收购价是每斤１．０４元。据武清县抽样调查，按这个收购价，农户养一头２００斤重的猪，要亏损１８．４５元，这还不算场地费、折旧费、水电费和运费。谁都知道按这个收购价农民不会养猪，但收购任务是指令性的，必须完成，于是县乡村三级层层给补贴。结果搞得人人都想少养猪。县乡村三级政府不愿多养，养得多，财政补贴多，这些钱拿不出来。农民更不想多养，即使有补贴，但收益仍很低。愿不愿超计划自己出售？也不愿意。根本原因是经过层层补贴的国营商店猪肉牌价过低，集市贸易肉价被平抑住，多养也是多吃亏。况且交售任务重，农民只有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才能自售，而农民根本不想完成任务，何来超额？不符合农民利益的指令性计划执行起来势必要打折扣，生猪产量下降是必然的。为什么花钱不少，产肉不多？主要是钱花的不是地方，钱既没有用来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大部分也没有直接用来补贴给生产者，而是暗补给了供销系统。这是明珠暗投，花钱不买好，买来的是价格机制的失灵。钱应当用来买猪农的积极性。其实，只要把补贴给供销系统的一部分钱（正常的仓储等调节费用的补贴除外）直接补贴给消费者，由消费者直接补贴（通过支付比较高的价格）给生产者，我们可能不至于到最后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猪肉，只好实行定量供应。
显而易见，１９８７年生猪减产是价值规律对我们的惩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在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已经学会了根据价格信号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如果我们阻断了价格机制的正常反应，向农民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就会导致我们已经看到的严重后果，给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都带来损失。我们应当在新形势下逐步学会运用价值规律与农民打交道，通过价格信号的灵敏反应来指导农业生产。
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要正确认识物价与形势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１９８７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整个经济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一些农副产品短缺问题，并不是经济要出现大起伏的征兆或前奏。看形势，不能不看物价，也不能只看物价，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物价进行科学分析。物价确实是分析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在价格机制开始起作用的条件下，价格有时是测量国民经济是否健康的温度计。而且物价的涨落，直接影响群众生活，不能要求人们完全离开切身利益来谈形势。分析形势又不能只看物价，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目前价格机制很不完善的条件下，价格指数变动有时并不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只反映商品短缺形式的变化。还要指出，经济是否稳定，在改革时期，不仅要看价格指数，还要看价格结构。过去，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过大，这在当时对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长期得不到改变，就损害了农业发展。在价格结构不合理到可能危及农业这个基础的时候，适当调整价格结构，虽然价格指数可能上升，不仅不会损害经济稳定，还会促进经济稳定。
二、对当前的物价上涨既要重视，又应估计适当。现在发生短缺和涨价的是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予重视，人民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但只要我们认清了物价上涨的具体原因是部分农副产品短缺，对症下药地去做工作，问题就有可能缓解。还应当看到，市场和我们的行政系统都有放大信号的功能，什么多了些，就说多得不得了；什么少了些，就说少得不得了。过去在粮食形势的估计上就有过教训。我们到天津农村，感到实际情况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严重。武清县的同志还问市农委的领导：“４００斤重的一头猪能不能算两头猪的指标？”有这么重的猪存栏，可见农民在肉价看涨时有惜售心理（都听说市里准备提高收购价）。我们预测１９８８年生猪产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迹象是天津仔猪价格飞涨，北京后备母猪成倍增加，由１．４万头增至３．２万头，多于１９８５年的２．４８万头。所以会如此，主要是１９８７年粮食丰收，生猪收购价和集市猪肉价都有提高，各级政府对生猪生产高度重视。
三、分析当前物价上涨原因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一提到物价上涨，有的同志就认为根本原因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解决办法是抽紧银根，控制需求。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确实存在，应当逐步加以解决。但是，第一，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解决；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是限制需求，二是增加供给。当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增加供给。第三，抽紧银根可以部分地控制某些商品特别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但难以解决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甚至可能不利于增加这些必需品的生产，过分依赖这个办法，反而不利于对症下药地解决具体问题。
四、要从长远发展战略上把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放在必保的位置。国内外经验都证明，这对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全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立足于改革，配套解决我国的副食品问题。首先应从生产着手，遵循价值规律，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较收益。还要从完善市场机制着手，减缓市场波动。
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副产品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上涨趋势，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同时，在保障人民生活不受影响并逐步有所改善方面要采取得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