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文化与文化的民族性——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发行而作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民族的文化与文化的民族性
——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发行而作
庞朴
周谷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十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向读书界推出。这十本书是：《中国彩陶艺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甲骨学史》、《禅宗与中国文化》、《中国染织史》、《方言与中国文化》、《楚文化史》、《道教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小学史》。这是一套大型丛书，预计出版１００种，将从断代文化、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等层面与角度，全面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奥秘，阐扬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将是最新的世界文化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融会贯通，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一点，现在已越来越看得清楚，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了。
早在明朝末年，当西方文化通过耶稣会士之手介绍到中国来的最初时期，有识之士徐光启即认为，西洋宗教可以“补儒易佛”，西洋科技可以经过“会通”的阶段“超胜”之，有所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之说。看起来，当时的开明派仿佛注意到了平等地对待中西两种文化，“补”和“会”的提法便是平等精神的表现；而“超胜”的目标之设定，则进一步显示了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
遗憾的是，这一会通、超胜的思想，并未能被采纳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在一个时期里，成为指导思想的是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想起师夷制夷，头疼医头。长期间的步步为营、固守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政策，到头来诱发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以致“五四”时期很少有人承认我们的民族曾给我们的文化带来过积极的影响。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只是在抗日期间民族危机关头方才有了肯定性的表述，即承认文化在形式上应该是民族的。等到民族危机过后，民族似乎又被从文化领地中逐出，以至于我们作为民族，仿佛是无文化的，或那些文化只能使我们无颜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应该具备的文化，却又不是我们民族的。
民族和文化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在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中的地位究竟怎样？世界性的现代文化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引入我们民族之中？这些问题的尖锐存在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实际上给以解答，大概便是这两年“文化热”兴起的原因。
《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显然是想从一个侧面来接触这些问题，即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系统剖析，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工程提供一种依据。它将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这个民族是有文化的，这种文化不仅徒具民族的形式，而且饱含民族的内容；或者说，这种文化，像一切别的文化一样，是具有民族性的。这个民族性的文化，在自己的漫长历史中，曾经“会通”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并且“超胜”之，不拒细流，直奔沧海。今天，今后，它是否还应该会通，是否还能够会通，有无信心超胜，沿着什么途径超胜，那便是留待读者去思索的问题，不是这套丛书的任务了。
丛书所显示出的文化民族性问题，是文化理论上有待重视的大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基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意愿和行动，对文化的时代性谈论较多，是很自然的。而今天要建设一种新文化，则不能不将时代性的要求落实到民族性上来，注意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之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文化作为社会现象的两种根本属性；它们是由文化的存在本身决定的。正如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一定时空中一样，任何文化都不曾也不能离开活动着的人群而自存。
一种文化发生于一定区域的人群运作之下，成长于此一人群的代代相续之中；同时又反转回来，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规范着他们的性格和情趣。这就有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的文化（明）性。
文化的民族性内容，是某一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民族性内容中，那些表现民族生命活力的因素，形成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各个民族精神都焕发着自己的异彩。
成为民族标志的文化的民族性内容，同时也成为民族的局限。“一切肯定都是否定”（斯宾诺莎）。因此，民族和民族文化必须时时突破自己，吸收其他民族的精神来滋养和强化自己，便成为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是这种吸收，用植物学的术语来说，属于异体移植，而非异地栽培。异体民族的异质文化，需待嫁接到自己文化的肌体上始能成长，不是简单扦插到自己园地里便算成功的。
标志和局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传统。传统被视同于落后，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共同偏见，并由此得出了彻底抛弃传统砸烂传统的行动结论。其实传统是无法也无需彻底扔掉的，因为它是民族之所以成为如此民族的特性所在；何况它也并非等于落后，传统中正包含有全部民族精神。当然传统需要变化，在社会变革的年代，更需要进行革命性的转化，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否则，传统便会成为窒息民族的力量，成为扼制文化的另一属性——时代性的力量。
时代性是文化之作为社会现象的又一属性，它来源于文化之不能不存在于时间之中，不能不依傍于社会历史的变化。时代性内容中那些代表历史进步的内容，形成为时代精神。
时代性和民族性，是任一文化同时具有的两种属性。文化的时代性内容和民族性内容，是同一文化内容的两种不同性质，并非有着两个内容或一个内容分作两大实体部分。民族性就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
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所以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便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它自己的传统在内。
西方的现代化文化，是西方民族的现代文化。其时代性的内容，反映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水平，足以带动各民族向前；其民族性的内容，则首先是他们一己的东西，只可供其他民族欣赏和借鉴。在整个人类奔向现代化的洪流中，每个民族都能够也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沿着自己的道路，创造出自己的现代文化，具有自己民族性和当今时代性的文化。
当然，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在未来是要消融的，文化的民族性自也随之而消失。但那个日子的到来，绝非以日渐削弱各民族的民族性为前提，而是恰恰相反，需要以日益发扬一切民族的民族精神为条件。各个民族精神充分发展了，交融了，丰富多采的人类精神也就逐渐形成了。
因此，今天出版民族文化的研究丛书，发表文化的民族性的言论，便绝不是引导青年向后看，不是提倡保守反对前进。应该看到，七十年来，文化课题中研究成绩最差的，恐怕要数对文化民族性的研究；文化研究中如果也有“左”的干扰，恐怕最表现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上。今天急需我们花大气力去做的，除了研究各种新潮，以更新我们文化的时代性内容外，便是研究自己，以确认我们文化的民族性特色。这两者带给我们的当是：让时代之光来照亮我们民族的宝藏，让我们民族的异彩去丰富时代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