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商品“口岸大战”——长江三角洲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出口商品“口岸大战”
——长江三角洲采访札记
“不要让我们在一棵树上吊死。”
“哪个口岸卖价高、服务好，我就同它挂钩。”
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口创汇企业的普遍要求。
８０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对外出口已从基本上由上海口岸独家经营，发展到各省市都有了自己的口岸。这无疑是有利于出口的一件好事。然而，企业依照商品经济规律产生的选择口岸的合理要求，却与现行的按行政区划下达指令性出口创汇计划的体制相悖，使企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嘉兴市有一家工厂１９６８年起就通过上海口岸出口相册和笔记本。１９８０年浙江自营出口后，省外贸给这个厂下达的年出口业务量只有６０万元，企业吃不饱，又偷偷去上海接老关系，暗中为上海承担部分出口加工业务。厂长说：“我们就像一个女儿许了两家，做了不光彩的事似的。”１９８４年，工厂下决心与上海“结婚”，签了为期１０年的联营合同。虽然他们在合同中明确写了“首先满足浙江外贸需要的业务”，但浙江省外贸部门却从此把这个厂的任务全勾掉了。
与江苏外贸联营的一家绣服厂，生产的真丝绸时装９０％出口，但光靠一个口岸，企业的生产任务不均衡。去年有一段时间，江苏口岸没有来订单，工厂试图利用空隙到上海口岸承接一点加工业务。江苏口岸却宁让企业停产，每天发给职工０．５元工资搞“技术练兵”，也不允许他们与上海联系。
类似的事情，记者在不少地方都有所闻。为了减少“磨擦”，有的厂采取两头保密的办法，为两个口岸提供产品；有的把交外口岸的产品以劳动服务公司名义送出去；有的干脆一家厂挂两块牌子。
由于不少企业与上海口岸存在着传统的经济联系，江浙两省交外口岸出口的货源，大多数流向上海。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口岸出口形成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在上海口岸和江浙口岸之间对货源的争取和控制上。
两省一市外贸部门确实都有各自的苦衷。各口岸出口创汇数，中央是作为指令性计划按行政区划下达的。上海作为传统口岸，接受的指令性任务最重。但各省自开口岸后，外地货源骤降，上海出口创汇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这种形势迫使上海外贸大力发展与外地企业的横向联系，以经济手段来保证货源。而江、浙两地口岸由于处于初创阶段，人才、资金、客户等条件不如上海。为了完成指令性创汇任务，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来控制货源。
历经三四年的“拉锯战”，现在两省一市大致形成这样的“默契”：哪个口岸向工厂投资联营，货源就归谁。尽管如此，各省市口岸之间为某一企业、某一商品而产生的局部“磨擦”仍经常发生。
这种矛盾是新旧体制并存的产物，其症结在于企业出口还不能自负盈亏，要靠各地外贸企业统一收购出口。如果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解决了，不管选择哪个口岸，外汇都返回地方，地方的行政干预就没有必要了。但目前还做不到，只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
经济界人士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口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口岸出口，多口岸竞争，是大势所趋。而企业自主权扩大后，也就必然要选择效益高、服务好的口岸。这是靠行政手段堵不住的。因此各口岸都应把企业放在中心位置，促其发展。企业发展了，出口货源才能增加，口岸之间的“磨擦”才会减少。
如何促进新旧体制的转换，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呢？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口岸之间、口岸和企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如以最终产品为龙头，组建从原料到深加工的“一条龙”出口企业集团；设立跨地区的外贸联营公司；围绕某一产品在一个最有利的口岸统一对外成交，分口岸出运、结汇；有条件的出口生产企业联合起来直接对外出口等。近年来已有一批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有一些同志还提出，应努力把上海口岸推到国际化口岸的地位上去，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使它真正成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不是仅作为“上海市的口岸”与外省口岸在同一水平线上争货源。上海口岸有条件从目前以经营为主，转向经营服务并重，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从信息、业务、通讯、资金、仓储、运输等多方面为其他口岸服务，把重点放到开拓国际市场上去。
当然，上海口岸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得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增强它的实力和活力。这个思路的导向，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口岸之争这个矛盾了。
　　　　　　　　　（新华社联合记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