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商品经济目光透视——评述一九八七年经济形势及价值规律的作用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用商品经济目光透视
——评述一九八七年经济形势及价值规律的作用
本报记者 艾丰 戴玉庆
总览１９８７年的经济形势，我们的面前似乎有两个“迷团”：
一个是令人喜悦的玫瑰色的。１９８７年年初，国家财政出现“滑坡”的趋势，有人预言下半年可能爆发“总危机”。但全年下来，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超过１４％，粮食增产５０亿公斤……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得到缓解。这种“转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一个是令人担忧的暗灰色的。１９８７年全国物价上涨指数为７．２％，高出计划１．２％，猪肉、食糖等农副产品告缺，以致匿迹经年的肉票重新登场。这种情况又是怎样发生的？
两个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迷团”，竟然同时出现了。这又是为什么？让我们试着做一下透视。
１９８７年并非开年大吉，“危机”似乎将要出现。预想的各项改革措施，好像装在筐里的螃蟹，互相钳制……
１９８７年第一季度，预算内工业企业成本比头年同期上升５％，亏损面增加４０％；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３％。没有一个数字让人高兴。
财政问题成为忧虑的焦点。中央财政的盘子，可以说空前吃紧。３月２６日，王丙乾部长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国家预算草案中，留有８０亿元的赤字。向地方要钱，向企业要钱。地方难处也不小。一位地方财政局女干部，在财政部的算帐会上急出了眼泪。企业的牢骚则比省、市长们冲得多：说是支持企业改革，让利几十亿，实际上这只手给钱，那只手掏钱，一笔电力债券，就把让的利差不多拿光了！
１９８５年的财政收入曾得利于进口一些高档商品，那年的工业增长也得利于进口原材料。而这样的“方便”１９８７年没有了。进口原材料由于外汇的限制，将要减少。工业速度的降低，又可能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源萎缩……
面对上述情况，对经济形势议论纷纷，对改革应如何继续推进也议论纷纷、其说不一。曾经拟议过的以价格改革带头的方案，被搁置。恰当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
承包制带来了转机。它决定性地把企业推上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它成了“微观搞活”和“宏观管住”的结合部，使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得以奏效。
１９８７年３月６日，国家经委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
一个月之后，４月６日，赵紫阳总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这篇文章对以承包经营责任制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必要性和需注意的问题，阐述得比较清楚，建议印发有关方面参阅。”
中央在充分权衡了各方利弊之后，在４月份的省长会议上，毅然宣布在全国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此后，由国家经委等主管部门牵头，具体加以实施。这中间的细节，毋须再加追述。
重要的是，第二季度工业生产立即发生了转机，三、四季度，“危机”并未发生，而且形势更好。后三个季度实现利税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１．６％，上缴国库利税增长７．４％。记者手头上的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８年提供的材料表明：１９８７年全年工业总产值达１３．５０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１６．５％，扣除乡镇工业，增１４．６％。而且——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增长速度比例为４７．６∶５２．４。——产品结构有所调整。——投资结构有所调整，基建规模有所控制。生产性投资由上年６０．６％比重上升到６５．９％，能源投资比上年增长２２％，原材料工业投资比上年增３１．１％，电力紧张矛盾有所缓解。——银行信贷得以控制，全年货币发行量增加幅度有所减少。——增收节支取得成效。１至１１月，国内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８％，支出增长１．７％。
“从１９８７年的经验看，‘宏观管住，微观搞活’是可以做到的。”中央领导同志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这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无疑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如调整投资结构和产品结构，开展双增双节运动等起了重要作用，但多数人认为，承包制是立了头功的。
承包，使企业得以搞活。这点已属公认。
“交够了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当初在农村包产到户时产生的这句透明度极高的话，现又成为城市推动承包制的鼓动口号。它的实质，不仅在于收益分配上的简明，更主要是体现了“两权分离”的原则。这原则，过去在农村，把农民及其家庭推上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今天在城市，又把企业决定性地推上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地位。
承包，也使宏观控制在现实条件下更能奏效。这一点，尚未被充分认识。个中道理十分明显，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控制，只有对具有商品生产者机制的企业才能奏效；如果企业仍像原来那样既不自主经营，更不自负盈亏，你的经济手段对它又将奈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包制在现实条件下把“微观搞活”同“宏观管住”结合起来了。
从产品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是改革的基本方向。正是用这种眼光透视，我们可以解破玫瑰色的“迷团”，增强深化改革的信心。
在决定性地把城市企业推到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地位的同时，已经取得这种地位的农民则要求真正以商品生产者来对待他们。他们行为的依据、呼声的焦点是——价值规律。
“你说形势好，为什么物价涨得快？”
１９８７年，物价问题成为上下头痛的事情。各大城市，猪肉涨价２０％，蔬菜上涨３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对此，人们作出各种解释：
一说，这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反映。过去几年这方面积累起来的“势能”，在１９８７年发出冲击。——对这种看法的反问是：为什么不着重冲击工业品而首先冲击农副产品？
一说，这是消费超前，消费水平已经超过了我国相对短缺的农业资源的承受力。一亩半地，８００斤粮食，这是两个不能忘的基本概念！——对这种说法的反问是：如此说来，那不是太悲观了吗？土地不会再多，人口不断增加，永远没有改善的前景了？
一说，农业生产徘徊以至一定程度的萎缩，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对这个说法的反问是：在农业投入减少的情况下，１９８７年仍比上年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农民对家庭经营兴趣仍浓。
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不能把问题解释得周全。也许是一果多因。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
答案，也许就在普通的生活之中。请看记者目睹的“收猪一幕”：
食品站同志向一位农村妇女求情，要收购她的两头猪。出特级价，还允许她喂进二三十斤食以后过秤。她丈夫归来，两脚叉开，一手插兜，大喊不卖，且出言不逊：“别把我当傻子耍，现在粮食涨价，养猪不挣钱，谁给钱多，我就卖谁！不是号召有经济头脑吗？硬要卖，除非拿枪逼着我！”
出言更有甚者：“议价粮，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
多硬气！可是，你既然承认他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现在也意识到自己这种身份，并以这种身份同你打交道，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吗？农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觉醒，不是我们改革的期望吗？
应该说，生猪将会下降、将会出现“吃肉难”的信号，经济部门早已收到。１９８６年底，１９８７年初，记者参加的几个重要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听到这样的预测。“养四条腿（猪），不如养两条腿（鸡），养两条腿不如养一条腿（蘑菇），养一条腿不如养没腿的（鱼）”，这个顺口溜，已“溜”进办公室，并见诸文字。
可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因为采取措施也难。最有效的措施是猪肉调价，而调价，财政承受力如何？会不会得罪了吃惯便宜肉的亿万城市居民以致影响安定团结？
在可以理解的犹豫中，措施终于没有出台。而价值规律并没有停止用它那无形的巨手指挥着生产和消费。终于，阔别的肉票重又塞到家庭主妇的手中，顾客在摆满肥膘的肉案前皱眉、骂娘。
不是农业生产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价值规律在惩罚我们。这也许是那暗灰色“迷团”的最中肯的答案。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它是个讲“公平”的学校。它不仅在城市各业间寻求公平，在农村各业间寻求公平，也在城乡之间寻求公平。这种公平，也正是我们改革的追求。
看起来，两种色调的“迷团”，实质都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商品经济机制进一步增强的结果。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地位的决定性确立，帮了我们大忙；在某方面，没有切实按商品生产者来对待农民，给了我们教训。但两者作用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加快向商品经济的转换。
这种转换当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有时是带来苦痛的。它是“惊险的跳跃”，又是“伟大的跳跃”。只要我们熟读了价值规律给我们上的那些课程，干部自觉，群众理解，险途也会变成坦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