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大战”及其根由——对生猪产销波动的新思考（上）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吃肉养猪和改革

　　“生猪大战”及其根由
——对生猪产销波动的新思考（上）
本报记者 凌志军
１９８７年３月，江苏一位农民面对卖不出去的肉猪痛心疾首：“再养猪，我就是猪。”
１９８８年１月，北京一位居民面对重发的肉证咒天骂地：“搞成这样，算什么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跨入第十年的时候，猪却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热点。这不奇怪，猪的问题，折射着改革的起伏和艰难。
　　　　（一）
由产销失衡而引发的全国范围的“生猪大战”，是在过去的十个月中发生的。至今仍无缓和迹象。
这里指令，那里文件。上海禁止擅自杀猪；江西禁止私自外运；在甘肃，强令派购和统一价格双管齐下；在安徽，强购有功者可以获奖，名之曰“目标管理！”在吉林，养猪的必须开圈交猪，小猪可充作大猪；在河南，肉猪不够杀母猪……
不甘吃亏的农民偷杀偷运。于是，省际间坚壁四竖，市县间关卡林立。公路、水路、大路、小路，层层设防。有的是民兵和公安干警，持枪以待。盘查的、扣压的、罚款的、强购的、抡扁担打架的、鸣枪警告的……
大城市的生猪购销人员，想尽千方百计，跑遍千山万水，再加上优质彩电和进口白糖、好烟和名酒，满脸陪笑四处恳求，收到的生猪还是比头年下降１３％。猪肉供应不足，价格看涨，肉票卷土重来，以每人每月计，成都１．５公斤，北京１公斤，哈尔滨０．５公斤，上海以钱定量，每人３元……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农民不养猪？为什么又要发肉票？为什么肉还没吃够就说是“消费超前”？为什么要引进市场机制？为什么要受这些苦？旧体制似乎发出怪笑：这就是改革统派统购的结果，还是回来吧！
当此时，倘若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得不到清理，人们还能保持旺盛的改革热情吗？
　　　　（二）
猪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犹如整条链中的一环。“增一猪等于增一人”。３亿多头猪，每年吃掉全国粮食总产的１／８，它与粮食相关联；它与千家万户小生产格局相关联；与购销体制相关联；它吃平价料，又以平价被人吃，与国家财政体制相关联；它以低价维系城市低工资，低工资进而维系工业低成本，因而与城市企业的改革相关联；养猪的要提价，吃猪的要低价，又与乡下人的积极性和城里人的承受力相关联……
猪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迄今为止，“就猪抓猪”的现象仍很普遍。只要把生产抓上去，生猪问题就能解决了吗？恐怕不行！不然，１９８５年生猪生产的高潮何以演化为今天的生产低谷？为什么广东生猪生产远不及四川，而广州可以“挑肥拣瘦”，成都却在发肉票？
猪的问题反映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决策者的复杂关系和行为，是今天改革大局中诸多矛盾的交汇点。
　　　　（三）
事实上，不是改革造成生猪生产的大幅度波动，而是迄今为止的改革还不能有效地解决生猪生产的大幅度波动，旧体制正在作怪。
农村第二步改革，锋芒直指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旧体制。但是，改革遇到棘手的问题。要么放而不开，要么收收放放。进退之间，出现剧烈的供求振荡。猪是最突出的例证。价格猛涨猛跌，产量忽起忽落，相对过剩与不足交替出现。乍一看，是市场的恶作剧。细一想，还有旧体制在兴风作浪。有两方面的事实可以作证。
其一，生产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人称这是“生猪大战”的起因。问题在于，是什么推动产销的天平如此倾斜？请走进保留下来的那块统购统销的领地来观察。有一句口号叫“一保三大城市，二保本地市场”。为了“保”，就得“统”。对农民，低价购；对城市居民，挂上补贴低价销。１９８７年四川农民被“统”走１６００万头猪，少收入近１０亿元。当农民说“粮价高，猪价低，谁养猪，谁是猪”时，国家却以巨额补贴城里猪肉销售。北京每年补１亿多元，上海也是１亿多元，福建又是１亿多元……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号召：城里人，快吃猪肉吧。谁吃得多，谁享有的福利份额就多。
其二，改革的方向是走向市场。市场供求的波动本属正常，但是，非市场的力量常常把它变成不正常的事。１９８７年，全国生猪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００多万头。这数字放在城市的猪肉消费中，只占２％；放在农村的猪肉消费中，更小，大约０．６％。换句话说，只要每个农民少吃“二两”，可保城市供应有增无减。这是只要价格合理便可轻易做到的事。广东这样做了，所以城里肉源不断。而不少地方却在为２％发动“生猪大战”，一手压价，一手派购，结果大违初衷。农民宁吃肉、不卖猪。１９８７年农村人均吃肉增加２公斤多，这就把城里２％的缺口变成３０％以上。结果是猪肉越派购越少，价格越压越涨。努力避免更大振荡的行为，反而造成更大的振荡。如果把这笔帐一古脑儿算在改革头上那是不公平的。
　　　　（四）
新旧体制并存、胶着、摩擦，这是当前农村改革的基本特征。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旧体制有回潮之势，新体制在某些领域步步退却。
“相持”的阶段如果持久，改革便会不进则退。这是“生猪大战”给我们发出的一个警报。
去年秋季，吉林省一位干部撰文批评生猪产供销体制的积弊，并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案。省领导批示表示支持。但这批文在有关部门转来转去，就是不能落实。好不容易在某县开始试验，又因一位副县长一句反对的话，便使全部试验方案告吹，至今是桩不了事。
与此同时，强制命令，封锁市场，垄断价格，任意处罚以至无理勒索，干起来，真是驾轻就熟。还是吉林省，１９８８年宣布“合同定购”１００万头猪，每头猪定价低于市价１００元左右。全省平摊，三户一头，有猪的交猪；没猪的凑钱，一下子就干起来。
这是一个信号，这样做实际上令第一步改革的最重要的成果——农民已经获得的经营自主权，受到侵害。
这还不叫“不进则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