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反思中奋起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上海在反思中奋起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陈雅妮 李正华
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
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浪潮中，作为长江三角洲黄金海岸的明珠，上海当是第一个潮头。无论是上海自身经济的要求，还是对全国经济大局的牵动，上海都负有重要的使命。
中央对上海寄予厚望，拟改革对上海“三十年一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基数包干，“分灶吃饭”，并辅以外贸、物价、分配、金融改革措施。上海将从这里获得一个重要的转机。“旧的历史已经结束，现在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上海，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感、紧迫感。
　　　　把“低谷”变成“谷底”上海人别无选择
上海是在财政“低谷”时期实现这一重要转折的。自１９８６年始，上海财政“屏幕”上频频显示出令人震惊的数字：地方财政收入连续两年以５．５亿、１１．１亿的加速度“滑坡”，从１８１．６亿跌落到１６５亿元。
财政收入是经济效益的直接体现。财政滑坡的背后，是生产性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积累效果下降。上海经济界人士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渗透到上海各个经济领域的“效益危机”。
其实，“大上海”变成“老上海”的经济态势，早在５年前就显露端倪：
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上海蝉联这个项目“冠军”长达３０余年，然而１９８３年，全国排列名次骤起变化，上海屈居江苏、山东、四川、广东之后。
继江苏以咄咄逼人之势一举夺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两个第一的桂冠之后，外贸出口总值的“头把交椅”也易主于广东。
与此同时，“经济中心转移”之说也不胫而走。理论界提供的佐证是：支撑经济中心的三大基石——产品优势、生产要素集散优势、投资环境优势，近年来也在上海有所削弱。
即使没有这些数据和分析，人们仅仅从直观上比较，也往往不胜今昔之感：中国最大的繁华都市，在一批新崛起的经济强手面前，竟有些黯然失色了。
资源短缺的上海，加工优势难为无米之炊。国家统配物资由原来的２５６种减少为１５种，统配物资占上海资源总需求量由７０％下降到３０％，品种和数量下降之多，都居全国各省、市、区之“最”。而受控于计划管理的产品价格，又抵御不了高价原材料的冲击。对于每年几十个亿的“减利因素”，上海的“胃”一时难以承受。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上海的困难在全国加工型城市中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
但是，以上海在全国经济天平上的份量，以上海在全国经济技术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衰事关全国大局。
中央在国家财力还很不宽松的情况下，下决心放活上海这块全国财政１／８的财源，为上海提供长袖善舞的舞台。中央不仅期望上海尽快度过难关，而且“要真正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经得住日本人，经得住南朝鲜人，经得住香港人……”
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上海人面前是两级高高的台阶。尽快把“低谷”变成“谷底”，把“谷底”变成跃上高台的“起跳板”——上海人已别无选择。
　　　　在分析客观困难的同时上海人更多地反思自己
新的经济转机，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人的精神状态。对于上海，思想的解放、精神的振奋，比调整政策更为迫切。新年伊始，在上海的指挥中枢“康办”，在市府各局机关，在市内各种新闻媒介，“反思自己”成为上海舆论的热点。
上海人是有理由骄傲的。在过去的３０年，他们为全国建设提供的财力支持是整整４２５７个亿！即使在转轨的困难时期，上海一年的国民收入净流出（生产额大于本地使用额之差）仍然在１００亿元以上。在改革最初的震荡中，上海为全国分担了压力。然而，由此引发的某种攀比、埋怨情绪，一定程度障碍了上海人的眼光和思路，使人较多地注意了改革带来的负效应，而削弱了在改革中开拓前进的锐气。
人们回顾，在上海，不乏改革的先声夺人之举，许多开放搞活的措施卓有成效。物资市场、金融市场、房产市场、企业租赁市场，在全国都在先行者之列。但是，自我禁锢，坐失良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上海的工艺美术品享誉海外，外商纷纷邀请有关厂家出国展销、开店，上门要求合资办厂，但限于一些政策规定，尽管外商频频招手，上海有关部门始终左顾右盼，趑趄不前，至今未破“零的纪录”。一个与日商合资办厂项目，上海在层层报批中延误时机，福建省一家企业后发制人，移花接木，几个月就投产受益。在松江县建立一个新工业区，这是１９８４年就已经获准的方案，但各方关卡不敢放开，政策少有优惠，３年过去了，至今未拿出一分钱产品！而江苏昆山县一个受松江方案启发、起而效法的工业新区却后来居上，去年已有２．７亿元产值。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很快在经济发展上分出泾渭。无怪一些在竞争中获得“后发利益”的对手们把这种现象戏称为“你死我活”！
由于上海的经济地位，常常可以得风气之先；作为历史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人杰地灵，更不乏有识之士。然而有许多创见因得不到适当的思想环境和政策环境，“抓住螃蟹没尝到鲜”——１９７９年就起步的“三来一补”，９年累计利润不及广东省去年一年的收益；最早在上海出现的民办科研机构，几年的营业总收入虽然不少，但抵不上北京四通公司年收入的一半。
近来有“中国是科技超发展中国家”之说，上海科技人才层次之高，人数之密集，不仅能在国内一领风骚，就是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为之垂涎。可是这方面的“潜能”在上海未能充分释放。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研究系４位高级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冷却塔及其风机技术，到上海几家工厂推广，处处碰壁；而浙江山沟中的一家小砖厂如获至宝，把“财神”请了去。这项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之后，小砖厂一举成为国际鼓风机市场的“明星”，９个系列的１８６个品种畅销１４个国家。工厂请来画家，为这４名“财神”绘制了一幅２米宽、４米长的油画群像，悬挂在职工食堂的大厅正中。诸般情景，令上海人别有一番滋味。
中央对上海实行以“统”字为特征的计划体制，上海对区、县、企业也以“统”对“统”，层层集中。全市地方全民国营企业，苦于缺乏经营自主权，近两年工业增长速度缓慢，后劲不足；上海郊区１０个县拥有近６０００平方公里土地，占尽天时地利的优势，但受左右掣肘，常有寸步难行之感。１９７８年上海郊县乡镇工业总产值分别高出苏州、无锡４０％以上，而到１９８７年，苏州、无锡的工业总产值却反超上海郊区几十个亿。
这些事实犹如一面面镜子，使上海人看到了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形象：“见了红灯快刹车，见了绿灯慢慢走，没有灯处不挪步”。而一些兄弟省市的经验却是“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抢着走，没有灯处也要走”。上海要振兴，除了要克服不必讳言的种种客观困难以外，精神状态的改观，心理障碍的超越显然尤为重要。
人们沿着这条思路深层地审视自己。上海的管理体制集我国３０年计划体制之大成，各种机构、制度、政策、法规，系统完备，丝丝入扣，商品经济活跃因素的渗透和管理体制自身的蜕变都显得十分艰难。一些委办负责同志形象地描绘，有计划商品经济在上海被切成了两块：企业被抛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而各种综合管理、检查监督的一套还站在计划经济的岸边！经济活动已经进入８０年代，而某些行为规则还停留在５０年代！这种矛盾对峙的状态，往往模糊经济活动中“是”与“非”、“罪”与“非罪”的界限，使本来对商品经济熟门熟路的上海人，在商品竞争中竟有点惶然失措！
事实上，上海人只要从自我禁锢中解脱，其作为就不同凡响——上海闵行是国务院最后批准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为全国１３个开发区中的佼佼者；全国正在建设的６个高技术园区中，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进展最快；上海利用外资的项目谈一个，成一个，成功率执全国之牛耳……　
反思使人清醒。人们从心底里发出呐喊：以精明干练著称的上海人，再也不能干自己管死自己的傻事了。
上上下下都在探索、筹划。已经能感受到大上海“奋起”的热力。
１９８８年，上海市最高决策层的第一个举动就异乎寻常。他们组成高级代表团启程南下，到广东进行为时１２天的学习考察。它表明上海市领导打破现状、革旧布新的决心，引起全市人民瞩目。
南行归来，领导者们在各个场合宣传自己考察中获得的新感受、新思想。上海体育馆大厅里，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作了两万余字的“赴广东学习考察报告”，他借用广东人一句话表达振兴上海的新思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或许上海人更能体味其中深刻的内涵，在座的１８０００名干部明显受到震撼。在此前后，各种座谈、对话、咨询、研讨以少有的时空密度紧张进行。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流在浦江两岸涌动。人们的认识开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聚焦：
——上海的优势和潜能犹如地层下的矿藏，蕴藏量远远大于开采量，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新的采掘工具，能不能干好，就看上海人自己了。
——上海要以更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解决当前上海面临的突出矛盾的积极措施，也是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
——今天的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机会与挑战一起出现。上海人要上下一致，再过几年紧日子，把中央给上海的各项政策用足用活用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使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同步，各系统、各部门迅速进入实质性的探讨和筹划，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和新契机。
管理着１７００多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市经济委员会，率先推出在所有工业企业中实行综合承包经营责任制方案。这个方案一改过去为保财政任务，层层压指标、年年搞环比的思路和作法，在基数上“退一步，进两步”，在放权上，“中间少干预，最后算总账”，掉过头来，着眼于给企业一个好的机制。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总开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也令人刮目：“三来一补”的业务全部放开，工缴和外汇留成５０％留给企业；下放一部分外贸权让有条件的企业直接对外；下放一部分外资项目审批权，让区县自谋发展；投资１０亿扶持外贸基地，形成外贸办工业，工业办外贸，千军万马一致对外的开放新格局。
人们寄予厚望的科技界，近日来在积极组织“科技实业大军”，请“商先生”登堂入室，并加紧调整政策，放活科技人才的管理，推动科技和生产多层次、全方位的结合，以科技的优势换取上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
财政金融是整个经济命脉的心脏，它搏动得如何，非同小可。这方面也不乏新的信息：区、县、乡将层层与市财政实行承包，建立自己一级财政；在财政、银行的支持下，各个实业部门纷纷成立专项资金管理机构，使有限的资金尽快滚动增值，新的循环系统正在建立之中。
海关的钟声响了。大上海奋起的热力喷薄欲出。借用上海老作家朔望描绘的意境：它如日出，如潮生，使人屏息定睛，翘首以待！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