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题材文学的“内省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题材文学的“内省精神”
李晶
改革难，写改革更难。认可前者，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发现着这场变革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是各种先天准备不足的现实；认可后者，是因为一再地接受到那些冲突人物及至结局都相近似的写改革作品。平淡之中看到传统思维模式一时仍顽强地占据众多作家的头脑。由此，那些代表了某种突破性转机的新作品一旦出现，便会诱使兴奋的我们做一番沉静的思考。
这类作品首先产生在长篇创作中。诸如柯云路的《衰与荣》、达理的《眩惑》、贾平凹的《浮躁》，以及陆星儿的《留给世纪的吻》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将改革文学由社会的政治经济视角转向人的文化心理视角，重视对现实人生情感开掘，透过实际生存的心理空间来感知实际生存的物质空间，从而均以人的心态世界的生动饱满补充了单纯的人的命运流程的散漫薄弱。
比如延续了《夜与昼》风格的《衰与荣》，笔锋比《夜与昼》来得更尖锐更深入，直刺各色人物的心理深层状写出个性生动的情感世界，描绘了京都人们文化心理领域非现代又非传统的裂变面貌。《眩惑》将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在参与或倾向于改革过程中的思想状态和情绪变化作为小说的前台内容浓笔勾勒，写出对于嬗变期的一切反应最敏捷又最审慎的一代人，在现代意识确立之初，在不同的文化抉择中共同具有的眩惑心态。《浮躁》以“全中国最浮躁不安的河”州河为象征，敏锐观察了处在狭窄文化结构中的农民个体在大潮冲击下呈现的浮躁不安的心理特质。《留给世纪的吻》进入到现代家庭内部，集中考察了青春经历有过艰难负荷的一代人，在信念散失之后锐意奋进而又不时困惑怅惘的精神状态，传达出他们对变革现实和自我价值的深沉思考。
由此即可看出，这些作品不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喜剧上，更不是铺展一两个完整的改革事件。一般来看，作品大都是以人的日常行为、日常面貌来取代激烈场景和紧张冲突的情节变化。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人们的情态种种心态种种。正是这一幅幅极富张力的改革大潮中人的心态图构成了我们长久忽视的“内世界”的真实而深深震动了我们。显然，这真实对于欣赏领域的旧传统、对于长篇艺术的原有规范，都是刺激和挑战。但是这里，我们尤其看重的是它们对于改革题材文学如何深入这个命题所给予的启示。
以写改革题材为主的作家陈冲说：“毫无疑问，改革文学的深入，不是要研究、评价种种具体的改革方案，而是要深入到改革时期中各种人的内心世界，去感应、把握直至表现那些心理、观念的变革，这些变革带来的矛盾冲突，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这番话很有见地。实际上，他是在呼唤作家眼界的现代更新问题。
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曾经最辉煌的部分也容易成为最僵硬的部分。当我们发现，在思维习惯、语言习惯等等方面，我们长期享有的优良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拘束和限制时，突破和创造就成为一种必要。这首先取决于作家审美意识的勇敢移位。随着时代的文学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和确认，随着我们对文学探求人生本体价值的认可，如何全面地正视人成为当代文学发展深化的课题。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作家是否具备了现代人的内省精神的要求。我们常常格格不入于现代主义，但是毕竟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借鉴现代主义的进程尽管曲折，尽管屡遭非议，最终还是得到了承认和接纳，并由此中国文学获得了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大趋向。这其中缘故何在呢？应该说，就是现代主义在审美意识上的内省倾向显现了合情合理的实践意义。
既然文学的认识领域已由社会中心论转向主体中心论，再以那种传统的仅从人与对象世界的认识关系来考察人生现象必然是肤浅的，而必须大量移入人对本体世界的内省意识。以后一种意识统领创作，开掘和发现人的“内宇宙”才成为可能。那些很有代表性的明确内倾的现代派艺术观对于我们改革文学的日益深化，对于现实主义的功能强化可作借镜。
因而，现在我们若是仅以心态小说或心理现实主义等名词术语的界定来对上述几部小说给予形式上突破的肯定，实际就埋没了突破的真正价值。可以说，上述几部作品充分显示了作家那种对旧有的既定形式的悖离，而将审美眼光转向注重主体进而转向人生的内省精神。本着这种精神，作家在艺术经验中起主导作用的不仅仅是客体也包括主体，全知全能和理想主义的模式被轰毁了，创作意识明显地由于干预生活转为表现主体对外部的感知，形成了艺术形式上本体体验的特征。于是，作家的观察出现了理性分析与心理分析的融合，现实主义的解剖刀由最显而易见的现象表层进入了最隐秘的现象深层，造成一种很有意味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从以上几部着意于改革进程中人的精神心态刻画的作品中，虽然没有看到完形的改革者和完整的悲喜剧，但是我们被作品所揭示的主观视界的真实紧紧抓住了，其中，重要的引人深思的东西并非人物的所作所为而是人物的所思所想。从后者我们感知了变化中的社会和变化中的人，感知了这块土地上传统文化的惯性力是如何雄厚又是如何脆弱，因为种种意识上的裂变正在深刻有力地发生在人的心理深层。
也许，近几年的改革题材文学很难为我们提供出几个《新星》那样的李向南或比李向南更具魅力的英雄——尽管这是需要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作品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对严峻现实人生的内质把握。只要是以强烈的内省精神来支撑着审美感知的作家，都无法蔑视改革在显示充分活力的同时所激发出来的种种疑难和矛盾。这种疑难矛盾之所以带来了对改革的阻碍，形成了各种改革途中的悲剧、改革者的败绩，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改革者和参与者的内部而非外部。故而，内部原因正是导致某些悲剧产生的最深刻的基因。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其忧郁犹豫灵魂对其大胆正义行动的尖锐冲突，使其悲剧结局获得了极大的历史真实和必然。如果莎士比亚取消了人物灵魂深切地解剖，也就最终取消了哈姆莱特最生动的审美价值。这样看，无论我们说改革是处在初试阶段还是深入阶段，作为文学，都急需内省精神，急需将眼光向内部转移。观照投身于改革中的人们，其心态变化——精神气质、才干谋略、情感心灵等发生了哪些变化，亦即有多少准备移换和正被移换的崭新观念？或许这样才使文学真正进入了人生的本体探索，文学才获得真正的价值。
讨论改革文学的深化之路，我们在提倡自觉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仍然要对自省意识肯定。这是因为，作为越来越强烈地浸渗于２０世纪文学的自觉精神，这种肯定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选择一种顺向引力。改革文学及至整个当代中国文学都不应排斥它的效能。惟此，我们才可能从文学中折射当代人的心态种种。一旦改革文学超越了政治的观察思索而跃进到文化心理结构中对人的本体世界的观察和揭示，改革文学就可能达到进一步深化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