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香港人的追求——记中山大学生物系副教授钟英长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一个香港人的追求
——记中山大学生物系副教授钟英长
新华社记者 杨春南 新华社通讯员 彭建芬
　　　　一
１９８２年春节刚过，中山大学“康乐园”还飘散着新春爆竹的气味。钟英长博士在妻子陪送下，带着装满书籍的七八个纸箱、一个电饭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匆匆跨进园内。
“这个香港人来这里干嘛呢？”“康乐园”里顿时议论纷纷。当时，祖国封闭了多年的大门刚打开，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使许多人称羡不已，想方设法往外走，一时成为潮流。人们想不到竟会有一个香港人愿意到内地来工作。当人们得知他的“背景”时，更是惊讶不已：他在香港有房产、地产，有自己的小汽车，家里还有贤惠的妻子和心爱的幼子。一家住在有空调的楼宇里，每月收入逾万港元。
“放着好端端的现代化生活不享受，偏要跑到内地来受穷，不知他怎么想的？”
“大概他没有什么真本事，在外面‘捞不起’！”
怀疑、猜测、迷惑，什么都有。就连后来成为他“管家”的办公室主任林德顺也担心他呆不长久。林德顺替他置办家具，贵重高档的一概不买，说是“省得以后浪费了可惜！”
一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钟英长耳里。人家问他怎么看，他回答：“我是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这有什么奇怪的。再说，人各有志嘛，让他们去说好了。”
送走只住了三天的妻子，他就向系里要求与另一位教师赶写《微生物生理学》教材。没有办公室，他就在自己暂时安身的招待所里干起来。八大箱书籍摊开，满床、满地都是。服务员来打扫卫生，纸篓里倒出一包包方便面纸袋。结果，一本３０余万字、通常要花一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教材，他们不到４个月就拿了出来。
钟英长学识渊博，他到中大任教，填补了许多教学空白，不久就担任了微生物教研室主任。他把整个心身都投入教学和科研之中，很快就赢得了周围同事、学生的尊敬和信任。
　　　　二
钟英长是在父母办的一个小农场里长大的，从小就对生命奥秘产生了浓厚兴趣。１９岁那年，他抱着求知的渴望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别人泡在舞厅、电影院、咖啡厅的时候，他不是在图书馆实验室里泡着，就是在小杂货铺里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学士、硕士、博士，漫长的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有一个假期，他在一家杂货店里打工，收钱的是一位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台湾学生。钟英长问他为什么还在这里打工。他回答，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想回台湾去。这件事使钟英长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来美国求学为了什么？学成之后怎么办？每当拿下一个学位，这个问题就更沉重地压在他心灵上。
他从报刊上密切关注着太平洋西岸。他发现，在国际上多少权威学术刊物上，偌大一个中国，发表的生物学论文却很少。他有了一个结论：祖国的微生物学还落后，祖国需要他。只有回到那里去，把寒窗十载获得的知识奉献给那片祖祖辈辈生息过的土地，他才会得到最大的“报酬”，最大的宽慰。
１９７４年，钟英长在美国以生物学研究著称的学府——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人生大展鸿图的好时候。已在美国、加拿大成家的兄弟姐妹张罗着要他成家。父亲来信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奋斗，校方和同事希望他留下来工作。但是，钟英长决心早已下定：“回祖国去，再苦再难也心甘！”
１９７５年２月，钟英长回到了阔别１１年的香港，随即向国家有关部门写信申请回内地工作。６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前往香港访问的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张宏达教授。他向张教授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愿……
　　　　三
钟英长辞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海洋公园以及另一个国家的高薪聘任，卖掉了自己的小汽车，准备到中山大学任职。这消息很快在亲友们中传开，激起了层层波澜。
钟英长耐心解释：他学的专业在香港这个商业化社会里很难进一步研究，更谈不上应用。他坚定地说：“我不是好冲动的人，我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
他是带着许多亲友的不理解跨过罗湖桥的。每次放假返港，这种不理解的压力不但没减轻，反而更大了：他在内地的收入不及原来在香港收入的１／１０，过去，他比妻子收入多一倍。现在，妻子的收入比他多五六倍。凭他的收入，别说资助家里，连自己往返广州香港探亲次数也不能多。他不得不使用妻子的钱。这在许多香港人看来，可不“光彩”。
岂止是钱的问题。他一走，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了妻子身上。忠贞的妻子毫无怨言，对丈夫的选择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这使钟英长很内疚，而他所能做的，除了每月花费四五十元来打打长途电话，就是每次探亲积极补救：买菜、煮饭、洗衣服、带孩子，样样抢着干。这一切在许多香港人看来，同样不怎么“光彩”。
钟英长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声不响地在内地埋头工作。从工作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和慰藉。作为教研室的负责人，他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已很繁重，但他还一个劲给自己揽“份外事”；为生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医学微生物学课，代鱼类教研室指导鱼病学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为植物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专业英语。他甚至还挤出时间，参加指导学生会举办的英语俱乐部活动。他坚持用英语给研究生上课，不怕多备课、多费口舌讲解，在黑板上多写单词，直至他们适应、能跟上为止。从１９８４年至今，他带了６名研究生，指导５名本科生写论文，讲授三四门不同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一直没有放松手中的多项科研课题。
钟英长在内地工作出色，受到重用，成绩斐然，年年被评为“先进”。每年除夕，在亲人们从世界各地来香港团聚。家宴上，钟英长的追求和成就，总是他们乐于议论的话题。
　　　　四
在前进的道路上，钟英长有一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
较之他在国外呆过的许多科研机构，他现在的科研环境是相当落后的。他们的教研室就是实验室，仪器设备已不知出自什么年代。这些都没有使钟英长气馁。缺少某种试剂，他自己掏外汇请海外的同学、朋友帮忙寻找。
要实验动物饲养场养２００只实验用的小白鼠，饲养场一时有困难。他就自己找来七八个大瓷缸，放在教研室里自己饲养，天天要打扫卫生，他不抱怨。
他在农村进行科研调查，看到一些淀粉厂、葡萄糖厂、榨油厂、食品厂外面，木薯渣、葛粉渣、羽毛废料等堆积如山，臭不可闻。“这不都是丰富的蛋白资源吗？”他想。查阅资料，大吃一惊：全国每年有２５０万吨菜籽饼、５００多万吨木薯渣、５００万吨棉籽，以及大量的猪血、羽毛粉，因为适口性差、难于消化和含有毒性，都被当作肥料或弃置。他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将这些废物开发利用，变成饲料，可相当全国栽种一亿亩豆类作物的产量。
从１９８３年开始，钟英长就把开发蛋白资源作为教研室科研的主攻方向，并得到学校和有关方面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有关部门拨给５万元科研经费。经过教研室全体同事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培育成了一种菌种，能降解棉籽、羽毛粉、木薯渣、酱渣、废弃猪血的毒素和粗蛋白，从而能为禽畜所吸收。钟英长把用这种菌种试制成的第一种饲料命名为维氨高蛋白饲料，为我国饲料工业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消息不胫而走，更多单位来人请求帮助，建立合作关系，使教研室门槛踏破、应接不暇。科研经费也就此源源而来。国家每年拨给生物系的各种经费只有７万多元，但微生物教研室几年间就自己赢得了科研经费３０多万元，其中包括教育和科技界竞争激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钟英长开发蛋白资源的研究及初步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来访的美国专家学者认为，这个课题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解决，主动提出为他申请美国的科研经费。
一条宽广的科研大道，在钟英长这位香港人的脚下无际伸延。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