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流透视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与思考

　　潜流透视
实行劳动合同制，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但也出现了一些合同制工人违约擅自出走现象。我市劳动部门１９８７年对本市１３家企业２７００多名合同制工人调查发现：自１９８４年以来，已有１００多名合同制工人不辞而别。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市劳动力非正常流动的一股潜流。
　　　　出走——弃工经商
“我身体差！”一些人以此为借口连续“旷工”几个月，他们的行动一般都得到家长的支持。像这样因“身体虚弱”而出走的合同制工人，占我市已出走的合同制工人的半数。但我翻阅这些“出走”者的体检表时发现，其中确实有身体不好的，但大部分人在“健康状况”一栏内均写有“正常”的字样。
出走青工中不乏弃工经商者。我市机床厂有位合同制工人，１９８４年进厂，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忽然不来上班。一周后，他的父亲来厂说，儿子受到流氓威胁，已到外地避风。厂长闻之，边安慰那位青工的父亲，边报告市公安局。数月之后，那位青工仍“不敢”回来。后得知，在厂方为他的安全奔忙时，他正在广州做生意。某厂一位青工更干脆，两个月病假条一递，不管批准与否，就到上海赚钱去了。
比起以上二位，青工小杨有所不同。他１９８５年考进一家大厂后，因嫌工种单调、无技术，便到另一个厂去搞技术活，目前月收入比原厂少，劳动条件也差。我见到他时，他毫无悔意地说：“将来没技术吃不开”。
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我在采访一些出走者时发现，劳动合同似乎在他们眼里“不过形式而已”。有的说：“反正到哪里都是干国家的事。”因而他们走时事先“不告诉”，心里很“坦然”。厂方对于自行出走的合同制工人，难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
　　　　出走——不堪受气
合同制工人擅自流动，直接受害的是厂方。但厂方是否毫无责任呢？
《暂行规定》也强调：签订合同时，双方应坚持“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但不少厂家对此不以为然。青工小潘回忆：“签合同时，我正在当班，车间干部手拿一叠合同，让我‘签名’，当时我和另几个青工就在合同上签了字。”难怪有的青工说：“我签订合同时无所谓，走时也无所谓。”
有些企业干部对合同制工人“另眼看待”，使一些合同制工人“负气而走”。青工小徐，１９８６年考进一家工厂当挡车工，师傅们夸她勤奋、手脚快。１９８７年４月，她突然不辞而别。最近，我见到她，提起这事，小徐忿然说：“当挡车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可就是受不了别人的歧视。”她诉说，进厂后，值班长待人态度粗暴。有次她眼角膜碰伤，请假时，那位值班长说是假的，并说：“不想干，就回去。”多次受气，小徐便不辞而别。
《暂行规定》指出，合同制工人“保险福利待遇低于原固定工人的部分，用工资性补贴予以补偿。工资性补贴的幅度，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标准工资的１５％左右。”但是，我见不少企业未执行这项规定。据说是怕执行了这项规定，固定工“有意见”，于是就采用了合同制工人的１５％工资补贴不发，３％退休养老金由企业代交的办法拉平。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合同制工人的合法权益。合同制工人出走，不能说与这种做法毫无关系。
　　　　出走——带来麻烦
我市劳动部门也有他们的一番苦衷。
按照有关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擅自离职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劳动服务公司不发待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两年内不予介绍就业。但劳动部门执行起来却有很大困难。
我市目前就业渠道主要有全民、集体、个体企业等，就业者选择余地大。近几年招工报名人数一般大于待业人数。１９８６年底，统计待业人数只有２００多人，而１９８７年招工报名却达３０００多人，其中不少人就是重复就业的出走者。有的招工单位未向劳动部门报告，劳动部门又无力核实报名者的情况，“两年内不予介绍就业”成了一句空话。有些合同制工人擅自跑到一个新单位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新单位才来告诉劳动部门。既然“生米做成熟饭”，劳动部门也只好“从宽处理”。有一些合同制工人“脚踏几只船”，一旦考上比原来好的单位，立即弃旧攀新。擅自离职者根本不需要待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
再来看看直接受害的厂方。厂方每招一批合同制工人，一般首先要花一定的人力财力去培训，工人的技术熟练之后又一走了之，工厂前功尽弃。合同制工人往往走的突然，时常使厂方措手不及。有家工厂的一个车间，１９８４年以来擅自出走的合同制工人达２２名，给生产管理带来很大麻烦。造成的间接和直接经济损失更不是小数目。有几家企业的工劳科长说，如果要算损失，一个合同制工人出走使企业蒙受的损失，以钱计算至少达四位数。更令企业担忧的是，个别人擅自出走，已在合同制工人中产生了不良的连锁反应。
《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一方违反劳动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赔偿。”厂方受了损失，却对出走者奈何不得。问起原因，好几家企业工劳科长叫苦道：“走了就走了，你无法对他们给予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因为合同制工人走后，工资、行政等关系自行脱离，经济制裁无从下手，行政除名，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另外，如果想追究，厂方必须做大量调查工作，况且企业和个人打官司总觉“不大光彩”，于是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劳动力既有流动性，又有相对稳定性。劳动合同制能够促进这种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统一。但合同制工人擅自流动，客观上破坏了劳动力的相对稳定。
安徽安庆日报社　丁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