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中国农村教育改革述评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艰难的转折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述评
本报记者 马在新
改革大潮，席卷中国农村。长期受束缚的中国农民，一旦放开手脚，不仅在世代耕耘的土地上收获，还迈步传统农业以外的其它领域。于是，粮食丰收，五业兴旺，乡镇企业涌现，第三产业兴起……亿万农民仿佛变戏法一般，转眼之间创造出亿万财富！
然而，当他们踌躇满志、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却发现提高竟是这般艰难……
“政策性效应”与劳动者素质
难在何处？
粮食进一步高产需要科学知识，乡镇企业继续发展需要雄厚的技术力量……这一切，对习惯于传统耕作的农民来说，决不是把一个汗珠摔成八瓣所能解决的。那么，前一段成绩的取得，原因何在呢？
应该说，这是一种“政策性效应”，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农村政策放宽，农民可以甩开手大干的结果。然而，正如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游心超、侯小明撰文指出的那样：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政策性效应”的潜力是有限的。虽然以后人们以追加资金和劳力的方式，把农村部分剩余劳力转到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中去，也取得显著效果，但这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也是有限的。要继续稳定地发展农村经济，已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专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用安徽省蒙城县农民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收成３００斤靠体力，５００斤靠肥力，８００斤就要靠智力。”
但是，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决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据农业部门提供的资料，现在我国有７０％现成的新技术不能推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不高。河北农大开发太行山时，有许多农民反对果树剪枝的常规管理技术。由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不仅新技术推广不开，还常常发生“机害”、“药害”、“肥害”。许多农民缺乏技术，想富，富不起来。
人们也许会问：几十年来，国家不是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吗？
十分遗憾。解放后，我国农业院校培养了１０４万大中专毕业生，现在，有６３万人已离开了农业系统。而真正在农业技术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还是在县一级）只有１５万人，平均一万亩耕地摊不上一人！
人们也许还会问：国家花大量钱财培养的以亿万计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难道不能发挥作用吗？
他们当然在发挥作用，但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作用。因为他们毕业时，既不是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学得的知识也不能直接用于工农业生产。多年以后，许多人还将所学知识遗忘大半。
一方面，几十年来，农村教育已经取得较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才依然奇缺。这是为什么？
对升学率的“执著”追求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篇。孔夫子早已作古，但他的教导却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并深入人心。
今天，“学而优则仕”又有了新内容：学而优则跳出“农门”，学而优则获取“城市户口和商品粮”。由于各种差别的客观存在，作为农家子弟，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跳出农门是情理中事，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就不应助长这种倾向、强化这一思想。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单一纵向的教育体制却充当了这一角色。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干部，这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公民勾画的最佳成长道路，而我们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制度则保证了这条道路的畅通。
于是，传统的观念，现行的体制，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强劲的动力。仿佛所有的中学都仅仅是为了向高校输送人才才设立，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只朝着一个目标进发。
升学，当然是必要的，但能够升学的毕竟只是少数。以辽宁省为例，１９８６年全省农村（不包括县城）高中毕业生１．２万人，升学１０００人，仅占８．３％。９０％以上的学生仍然要回到农业战线，可他们是按升学模式接受的教育，没有学到适应农村建设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亦无术。群众说：“这些青年读了好多年书回来，结果，我们不懂的科学技术他们也不懂，我们会做的庄稼活他们又不会做。”
近几年，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越是贫困的地区，升学率反而越高。原因不难理解，因为那里的人们要求跳出“农门”的愿望更为迫切。遗憾的是，当地领导还常常助长这种倾向。而升学走了的学生只有很少一部分毕业后返归乡里。据辽宁省义县统计，从恢复高考到１９８６年，该县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有１４００人，而同期分到县内工作的大专学生只有２０５人，占升学人数的１／７，且多数是师范毕业生，其它专业的很少。其结果，越是贫困的地区人才越缺乏，人才越缺乏便越贫困，如此恶性循环。
转折，步履维艰
河北省阳原县１９６４年就在全县普及了小学教育，被誉为“全国的一面红旗”。１９７８年，省政府又授予该县“普及教育模范县”称号。之后，国务院和省政府又为县教育工作者颁发了嘉奖令。这些荣誉凝聚了教育工作者的心血。但是，阳原县普及初等教育已２０多年，也培养出５．７万名高初中毕业生，而全县经济仍因人才匮乏等原因发展缓慢，贫穷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
教育的功效跑到哪里去了？
阳原县教委副主任刘澄宇总结教训时谈到：一是只注重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忽视了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人才；二是只注重普教的发展，忽视了职业技术教育；三是不适当地追求普教升格，拚命发展中等教育，使中小学两败俱伤。
１９８５年，阳原县开始探索教育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路子，实行改革，并初见成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县都能像阳原那样，从曲折中悟出真理。人们对于教育的改革总是持谨慎态度，宁可沿用以往的经验，而不愿在人的培养上探索新途径。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我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如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希望通过改造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民生活。到１９３５年，全国建立这种实验区达１９３处之多。由于变革的艰难加上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农村教育，进行过多次重大改革。１９５８年９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办三类学校，即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并要求农村侧重办农业中学。于是，农中发展迅速，１９６０年在校生达２６万人，但从１９６１年起，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又大大压缩。１９６５年，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提出农村教育的任务：实行全日制和耕读小学两条腿走路，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校。这一年，全国半农半读中等学校达到７２９４所。但是，“文化大革命”把一些本来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使改革毁于一旦。
多少年、多少次“教改”过去了，中国农村教育仍然没有完全转变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培养现代新型农民上来。尽管目前有些地方的农村教育已出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足鼎立局面，但这还只是一种趋势，远远没有达到本质的变革，原有的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升学教育模式还没有被突破，新的教育模式尚未建立。
变“独木桥”为“立交桥”
去年国务院批转的一份文件提出：“农村教育应该从单纯为了升学转到为本地区培养具有实际生产技能和中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并适当兼顾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的方向上来。”这就明确提出农村教育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要重视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许多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代表英国，从改善手工操作的技艺来实现大工业生产，但终因没有适应科技的发展、迅速设立专门化的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而为后来的德国取而代之。
作为“第二次技术革命”标帜的德国，很早就注意了职业技术教育，使技术的传递逐步摆脱经验的形态而开始建立起理论体系。现在，联邦德国从政府到企业仍然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把它当作提高职工素质和全民族文化科技水平、发展经济的战略任务。联邦议会颁布了《职业教育促进法》，全国每年用于职业教育的投资达上百亿马克，联邦法律规定１６至１８岁的青年６０％要接受职业教育，使大多数青年获得了就业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把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同他们相比，我国的差距是很大的。据统计，１９８３年每一万人口中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联邦德国是我国的１８倍，美国是我国的１１．３倍，苏联是１３．８倍，日本是７倍。
我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只是在近年间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才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发展。
在山东，全省１００多个县，县县建立了职业技术学校，而且都由县领导兼任校长。
在湖南，近两年从政策、制度上解决职业学校办学中的实际问题，实行县市统一领导。去年，开始试办的多技术组合的家庭经营专业，成为培养“万元户”的摇篮。
在辽宁，黑山县开始从初三和高二把普通班中不打算升学的学生集中编班，课堂讲授与实际操作结合，办职业技术班。他们称之为“分岔”教育。
在四川，“短平快”实用技术培训班积极发展，学习时间短，见效快，适合农民接受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改革步伐较快的地区，农村教育正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由只重升学向为当地建设服务转变。在那里，千军万马已摆脱“独木桥”，踏上“立交桥”，并将由那里分流，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
须臾不可轻心的危机感
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农村不富，中国不富。
根据发达国家的资料，现代农业生产的提高，６０—８０％要靠采用新技术。而我国在“六五”期间，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大概只占３０—４０％。江苏省农村１９８６年乡镇工业产值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２９．４％，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不到１０％。这说明乡镇工业产值增长，劳力投入占很大成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是“人力优势”，不是“人才优势”。
我们的经济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这导致大批剩余劳力的转移。目前，剩余劳力约占农村总劳力的１／３，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队伍还将壮大。剩余劳力必然要从传统农业转移出来。他们能否顺利地转移出来，能否具有良好的素质与技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和培训。然而，纵观全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教育，还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大农业的需要，大规模地培养多类型、多规格的人才。农村教育改革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改革，尽管社会许多系统已经进行改革，但教育系统仍在维系着社会发展前一阶段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没有重大变化。变化了的社会各系统，特别是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向，与维持原貌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格格不入，而且日益不协调乃至脱节。危机便从这里产生。
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由５０年代的１．７亿多人增长到３亿多人。预计本世纪末，现在农村范围内的劳动力将增加到４．５亿人。今后一二十年内，每年将有２０００多万人进入劳动年龄。
２０００多万！每年都有这么多人进入农业战线，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有些领导那里，如人们所说还是“工业讲半天，农业一支烟，讲到文教卫，马上就散会。”教育没有被放到相应的议事日程上，很多人还不懂得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工农业！眼前的得失挡住了人们的双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难道不更该大声疾呼：前途蕴藏着危机！
当然，这些年来不少地方的领导部门为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一些领导同志的教育观念也在转变。但实际工作依然步履维艰，原因是现行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也碰到了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配合。
早在１９２６年，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的根本改造》中就认为，中国乡村教育必须根本改造，出路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的“活教育”。他提出：“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新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８０年代的中国，应当涌现更多的陶行知。有人提出：今天，不仅要进行“官方”的指令性教育改革实验，有条件的地方是否还应该鼓励有志者到农村去办学，允许他们接管或承包农村的“官办”学校，多层次、多方位地进行农村教育改革呢？
全社会都应重视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正在进行的改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大头在农村，农村的发展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