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愧于新时代的学人——悼姜椿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无愧于新时代的学人
——悼姜椿芳同志
刘尊棋
年前１２月１８日清晨，我在电话里得知姜椿芳同志头天夜晚因胰腺癌转肝癌不治逝世，我立刻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电话机从手中滑落。半个多月前我还到他的家里，听见他很吃力但清楚地说出一两句话，不料这样快就悄然去世了。
椿芳比我小一岁，和我有很多相似的遭遇。在近１０年来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从筹备到出书，开始我和他密切共事，对他的为人有了较深的了解。
在近些年和他频繁接触中，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１９８４年底他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我的那一次。那年１２月我因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华东医院，医师在抢救中急需看我过去的病历，长途电话打到我工作的《中国日报》，报社很快从协和医院要到我的病历，但无法立即送到上海，后打听到姜椿芳同志已定于当晚搭飞机到上海，即交他带去。当天半夜，护士告诉伴我住院的妻子说，北京有人来看我，按医师嘱咐我在抢救中不能接见客人，妻子到医务室猛然见到椿芳手拿我的病历交给医师，她感激得泪如泉涌，在场的医师护士也都为这位老人冒着严寒深夜亲自送来我的病历而感动。由于椿芳及时送来病历，医师对症施治，及时稳住了我的病情。
记得１９７９年春天，椿芳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头一部——《天文学》完稿时，他阅过我描述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临终前怎样在病榻上看完全书条目后，表现出对戴先生这种“死而后已”的精神无比敬佩！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以这种精神继续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在大百科全书筹备期间，我同其他几位同志（如曾彦修、倪海曙等）曾和椿芳在规划分科分卷等问题上有过很热烈的争论，后来都以为与其旷日持久地争论，不如早日着手起来实地工作，一面编书，一面规划。许多国家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多是开始卷数较多，后来逐渐减少，这已成为通例。中国虽然是很古老编纂“类书”的国家，但出版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毕竟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和椿芳当时争论很剧烈，但是后来一起合作却十分融洽。尊重别人和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是椿芳能团结这么多学者、专家共同编辑大百科全书的突出优点。
百科全书这样多学科的书，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敢于设想并主持这个工作，就需要相当大的胆识和魄力。椿芳同志是一个基本上自学成才、学识颇渊博的人，比一般“专家”编辑有一个很大优点，他不囿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承担所计划出版的７５个学科不同的书籍。他知道他自己的不足，他的办法是以超过常人的辛勤劳动——不惜多病和几乎双目失明的躯体，努力拚搏，移樽就教，广采博闻。
在和美国出版社合作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过程中，有关中国的条目（共２４００余条），我们计划不照英文翻译，而是中国方面另写，这些条目在英文不列颠全书再版时将编入英文版，所以需由中美双方磋商同意决定。为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内部曾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和美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勉强求同，将来必受“丧权辱国”的谴责。我作为中文版中方编辑负责人，坚持原来的计划。后来，绝大部分条目都在实事求是和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得到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唯一舍弃不用的一条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全部十卷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１９８６年３月如期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欢迎。当时如姜椿芳同志支持反对派意见，协议必定废止，书就不能出了。他的积极态度起了决定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姜椿芳同志从他在“文化大革命”关在单人牢房时下定决心、在打倒“四人帮”后得到党中央批准，筚路蓝缕，耗尽心血搞起来的。和他一起从规划到定稿的人，有的是他从公安部门手里接过来、还没有脱离“劳改”管制身分的人，有的是曾以“叛国投敌”罪定谳的人，他们有些成了《大百科》事业的骨干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以来“拨乱反正”的新时代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好政策，椿芳和他的同事们，有现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和他同在这一个新时代和政策下生活着的欺世盗名的人，也还不乏其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