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两种速度说明了什么？——访上海闵行开发区随想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编者按　在一个城市里，开发区与非开发区的发展速度有明显的差别，这是不奇怪的。开发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在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迈开更大的步子，所以发展速度比较快。有些特殊条件，非开发区并不具备，因此不可能要求它具有与开发区同样的速度。但是，开发区所采用的许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的办法，非开发区也同样可以采取。总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突破旧体制的束缚，非开发区是有许多事可做的。
　　一个城市两种速度说明了什么？
——访上海闵行开发区随想录
本报记者 章世鸿
从比较中加以鉴别，这是一种科学方法，上海正在同广东比较，从中得到很多启示。但在一个城市内，是否也可作些比较呢？我看也是可以的。
上海市闵行地区划出２平方公里地盘，建立了一个新工业区，称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来此办厂。经过３年苦心经营，目前已初具规模。新厂房、住宅、仓库平地而起，道路畅通，水电、煤气、国际电话都安装上了，外商对这里的投资环境很满意，香港、日本、西德、澳大利亚、新加坡企业家正在这里合资办厂２５家，产品多数销往国外。申请来此办厂的外商越来越多，前景喜人。
我在这里采访，感触最深的是同在一个大城市内，开发区内外相比，一个发展速度快，一个发展速度慢，差距很大。外商对此，反应比较强烈。
以基建来说，这里盖一个新厂房，大多不超过半年。中美合资的艺康化工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７月初兴建厂房，年底就交付使用，这种速度使外商深感意外。参加基建的上海建筑队开始还是老作风，讨价还价，拖拖拉拉。后来江苏南通市开来一支建筑队，一马当先，不但建筑速度快，而且质量高，上海建筑队猛吃一惊，也不能不急起直追。招标、承包、竞争，靠这３条，速度上去了。但如果你到上海市区看看，则是另一番景象。有些黄金地段的地皮至今还在晒太阳，因为项目定不下来。定一个项目可以争执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项目定下后，扯皮不断，谁想快也快不了。乡镇企业盖一个厂房，图章要敲１２０个，宝山县县长不信，查了一下，竟是１３０多个，谁受得了？上海修一条马路，叫安顺路，但并不安顺，不过５００米长，修修停停，修好后又挖开返工，前后花两年半时间，四周居民叫苦连天。
开发区的中外合资企业投产也快，一般都是当年投产当年受益，可谓速战速决。如上海联汉合成纤维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３月份领取营业执照，开始盖工厂，当年９月份就开工生产了，前后只有半年时间。五洲针织有限公司一边整修，一边培训工人，一边就组织生产，从领取营业执照到产品出口，只有３个月时间。这种速度是许多国营企业很难达到的。
处于这样一个新环境，不能不迫使开发区的服务机构闵联公司提高工作效率，简化行政手续，加快工作节奏，因为他们懂得，一步落后，就要步步落后，这对公司的信誉不利。现在，海关、商检、税务、外贸运输公司、四大银行办事处、律师事务所及物资供应公司都在一座管理中心大楼办公，外商只要在大楼内走一圈，所有事都办完了，他们非常高兴。说实话，外商在开发区外办事却是另一番滋味，不但跑得你两腿发麻，唇烂舌焦，而且还有许多中间梗塞，难以应付。
此外，开发区内工人的劳动效率也高，一天干足８小时，不像有些国营企业那样自由自在。
对比如此鲜明，人们不能不问一句：同在一个大城市内，同在一个市府领导之下，干部和工人是上海派出的，何以一到开发区，从精神面貌到工作作风就变了一个样儿？
是设备上的差距吗？开发区的设备固然有先进的，但上海的设备也并不特别落后，外商参观国营工厂后认为中国的设备和工厂规模要比他们预想的好得多。开发区的设备不少也是上海的。同样的设备，在国营企业中效率不高，一搬进合资企业，都有了“灵感”，效率猛增数倍。
是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吗？开发区的技术人才是从上海聘请的。华庆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同新加坡合资的，由上海科研所提供技术，而由新加坡提供国外销售渠道，可见上海的技术力量具有国际的竞争力量。
是工资待遇上的差距吗？的确，开发区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稍高于国营企业，但如果仅仅靠这一条，不一定能维持长久。不少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可说年年在提高，奖金也越拿越多，但积极性并没有提高，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
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体制、政策、管理水平上。旧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高度集中，上海的情形更为严重。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企业无所适从；二是各权力机构相互扯皮，势必产生官僚主义。习惯成自然，思想解放就有不少阻力。开发区就不一样，闵联公司自身就是中外合资的经济实体，要自负盈亏，没有大锅饭可吃。公司办不好，大家一起垮台，这就迫使你不能不天天动脑筋，一求生存，二求发展。这样，他们力求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效率反而高了，扯皮和内耗也少了。新的观念和新的速度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从政策上说，关键在放权。市委书记江泽民从广东取经回来介绍广东的经验是：“凡对下面办事有利的，都下放。凡是市里有权定的，就抓紧放权。有些是上级才能定的，就据理力争。”这是上海当前正要做的事。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上海在放权上过于“慎重”，不能不束缚企业的积极性。从上到下逐级放权，下面就能“活”起来。但从大城市自身来说，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需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以便把许多潜在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管理上的差距，不能低估。开发区的许多好的经验很可参考、吸取。例如，各个有关机构在一个中心大楼内集中办公，力求简化行政手续，为什么开发区外就不能这样做呢？中外合资企业内部机制的完善，也有许多方面可以借鉴。外商坦率地说，中国企业的落后，是管理上落后，同样的企业，由他们来办，可以提高效益５０％，这并非夸大之词。开发区华高针织厂有一个年轻的总经理，只有３０多岁，他把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港商说他能干，不从香港派人了。这个年轻人也是上海干部，其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非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不过是他掌握了国际上惯用的先进的管理方式。开发区的企业都是外向型企业，每天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品种，甚至采用什么商标，经常按世界市场变化而变化，具有高度灵活性。经理按国外来的定货单指挥生产。如果我们要向外向型经济发展，企业的内部管理跟不上形势，不学一套适应世界市场的新的管理方式，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将很难取胜。
上海出现的第一个成功的开发区，是一个可贵的新事物。它不但有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提供一个极好的学习场所。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远学广东，近学闵行开发区，其经验是一致的，无非是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加快打破“统”得过死的旧体制、旧政策，同时在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